当然，若就此想象当时对瘟疫病人一般都不闻不问，顺其自生自灭，恐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一家尽没、无人理会的情形固然存在[125]，但“素衣盈途”[126]之记载也说明“问疾送丧”之类的行为也是普遍存在的，而医生几乎必须整日和病人接触，因此，避疫也就不能完全理解为纯粹的避而远之。在当时的文献中，有不少如何在疫气盛行的环境中避免感染疫气的记载。时人对接触传播等传播方式虽然缺乏医理上的阐述，但出于本能和经验，还是发明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比如常州的徐昆国为收租去宜兴的佃户家，恰遇佃户所在的村庄数户人家悉染疫病，“会薄暮，宿其家，不敢近病人，即撤其大门，卧门首”，结果第二天，佃人尽疫死，而徐却幸免于难。[127]若徐的说法没错，他能够幸免应该是因为采取了正确的避疫方法，而不是像他认为的乃神灵庇佑的结果。另外，熊立品提出的“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128]；以及王端履之兄所说的“必须凭空坐立，不可倚墙，切不可饮其茶水”[129]之类，均属于此类避疫法。同时，由于时人认为瘟疫是由暑湿秽恶之气导致的，围绕避免和抵消疫气提出了较为积极的避疫法。比如赵学敏指出：“辟疫，凡入温疫之家，一麻油涂鼻孔中，然后如病家则不相传染。”[130]就是用麻油之香气来抵消疫气之秽恶的用意。这类方法还很多，比如：
辟瘟集祥香 天行瘟疫，此香最妙：苍术、桃枝向东南者各十二斤，白芷、山柰各八斤，檀香、降香、甘松、大茴香、桂皮、香附各三斤，乌头二斤，贯众、鬼箭羽、白蒺藜各一斤，雄黄、雌黄各八两。右药晒干研细，榆面拌匀，令做香匠以细竹丝为骨，做成线香，随时焚点，瘟病闻之易愈，并不传染，凡家中、旅馆、舟车、囹圄，俱可用之。且制成线香，焚烧携带，尤为至便。[131]
除了这类药物避疫的方法外，时人还主张通过修炼内功使正气充足而邪不能干，比如，当时还盛行一种提神避疫的方法，颇为一些医家看重：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 （天牝，鼻也。老子谓玄牝之门。毒气从鼻来，可嚏之从鼻而出——原注）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干邪。气出于脑，即先想心如日。欲将入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疫室。[132]
据范行准说，这种方法源起很早，乃是古人所云的“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观念的一种体现。[133]能否取得实际效果，似乎不是很好确定，不过从现代心理疗法的角度看，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可能正因如此，这一办法一直流传了下来，直到清末西方细菌学说已经传入之后，仍为一些医生所坚持。比如陈虬说：
问：探病人有何防避之法？答：饱食后再饮保命平安酒一杯，提起元神，自觉此去，有一将当关，百邪退避之概。不知此义，当思如戏场上关圣帝，手提单刀，过五关斩六将，何等神勇，心目中跃跃然亦有欲学作关公之想，则神完气足，病气自不能侵。坐定时，又须谨避风口，视今日是何风？如属东南风，则直向西北方侧坐，切不可使病人之气，顺风吹入吾口，又须闭口不言。[134]
提神再加尽可能地避开疫气，大概是会有些实效的。除了提神，当时的一些医家还要求：
而必欲寻一避之法，则惟有当合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内则养定精神，外则加谨防范。而毋犯房劳，毋妄动作，毋忍饥饿，毋伤饮食，毋啖生冷，毋飨肥甘……毋贪凉坐卧湿地，毋冒雨感受风寒……[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