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疾病医疗史的学习与摸索不觉已有五个年头了，五年的时光，在学人的一生中，大概也可以算是一段比较完整的学术经历了。然而对我来说，总觉得自己步入这一领域不过是眼前的事，对此的探索也才刚刚起步，回想起来，当初是怀着“发现新大陆”般的兴奋和浓烈的兴趣开始这一学术旅程的。岁月流逝，兴奋早已湮没在时间的隧道中，但兴趣却有增无减。与人之生老病死直接相关的疾病医疗这样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被我们的“历史”实在尘封得太多太久，任何一个小小的问题，似乎都可以激起自己对以往人类生活经验和生命存在方式的深思和探索欲求。疾病医疗自然远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但无论如何，这一直指生命的论题不应总是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
太多的未知数的确让我当时一心想探个究竟，但面对这一前人甚少涉足的跨学科论题，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我一直学历史出身，对中医学和现代西方医学均是外行；其次，因为是新领域，在研究方法、研究构架以及资料线索（恰恰这方面记载少而零散）等方面都比较缺乏可资借鉴的成果；再次，古代的疫情本身就是一个有趣却困难重重的问题。这些实实在在让我感到前途荆棘丛生，但最终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下来了，并有了现在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在医疗社会史领域中，本书只是一个初学者的探索和尝试，不免稚嫩和粗浅，但我仍真诚地（或许也是天真地）对她抱有期待，期待她能引起学界对该领域多一些关注和投入，同时也期许自己能以此为起点，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度删改而成的，我已无法梳理清楚个中包含着业师冯尔康教授的几多思想和心力了。先生向以功力深厚、学问严谨扎实享誉海内外，同时，他也从来不缺乏对理论和国际最新学术动向的关注和深刻领悟。如果没有先生对境外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及时引介和对笔者探索新课题的积极鼓励，恐怕很难想象在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我会有将一个自己几乎完全陌生的论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愿望和勇气。不知不觉中，跟随先生左右已经整整八年了，回想当年之所以从生养我的江南来到北国的南开园，似乎完全是因为先生学问的召唤。八年的耳提面命，先生在为学与为人、学习与生活等诸多方面给予我的实在早已多得无法尽述。在日常的交往中，我总是能感受到先生的慈爱与亲切，但先生在学术上老而弥坚、老而弥新的孜孜追求和生活上近乎苛刻的严于律己却又往往于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威严与激励，让我不敢懈怠。在南开求学的日子里，先生而外，张国刚教授、常建华教授、杜家骥教授和阎爱民博士等师长也给了我众多的关心和教益，特别是常老师，以其不温不火的方式和知无不言的精神，向我展示了明清史研究的瑰丽风采，并引领我在这块领地中耕耘。不用说，自己任何点滴的进步，都是与以上师长的教诲和关爱密不可分的。
论文写成后，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众多我非常景仰的学者的关爱。在论文评审与答辩阶段，郭松义教授、王思治教授、陈祖武教授、朱诚如教授、王戎生教授、秦宝琦教授和许檀教授等都给予了众多的鼓励和指点，尤其是郭松义教授、王思治教授和陈祖武教授，此后还一直关心着本书的修改与出版，并为此付出大量的辛劳，令人难以忘怀。更令我感念至深的是，论文答辩完不久，素昧平生的杨念群教授在读完拙稿后，很是赞赏，主动托人见告，愿意倾全力推荐其出版，在后来的交往中，我时时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学人的宏远追求和坦**无私的君子胸怀。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杨教授的引介推荐，本书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梓行。当然，不能不提到，我和杨教授的相识得益于夏明方博士的引介。我和夏博士最初几乎完全是通过各自阅读对方的论文而逐步相知的，他极具特色的理论概括和思维能力，在近年我们颇为频繁的学术交流中，常常给我以触动与启发。此外，李中清（JamesLee）教授、张国刚教授、黄兴涛教授和阮芳纪教授等也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关心和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我求学的过程中，台湾“中央研究院”梁其姿教授有关明清慈善和疾病医疗的众多论著曾给予我相当多非常重要乃至关键性的影响。我会永远记得，2000年10月9日下午，在天津机场的候机厅里，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梁先生，她是应邀专程前来南开讲学的。梁先生的随和、宽容和博学很快消弭了我面觐大学者的紧张和不安，让我第一次觉得从机场到学校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原来是如此短促。在此后一周中，我有幸多次当面领受她的教泽，不过更为幸运的是，梁先生返回台北后，仍在学业上对我不厌其烦地给予指点和帮助。特别是，她还为拙稿写下长达数千字的批评意见。可以说，此后本书的删改大都是在梁先生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如此，梁先生还在百忙之中，慷慨赠序，为拙著增辉。
在博士论文的准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韩书瑞（SusanNaquin）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郑金生教授和朱建平研究员、苏州大学的吴建华博士和朱小田教授、苏州中医院的俞志高医师等诸多师长，或在资讯介绍、或在资料提供、或在写作和研究方法指点等方面，对笔者给予了众多无私的帮助。苏州科技学院的宫向阳和朱永涛、复旦大学的吴滔、天津市委组织部的曹汉军诸位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挚友，长久以来，我们就一直在生活和精神上相互砥砺，在多年的求学经历中，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尽其所能地给我以襄助。感念之情，实难以名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计经济效益，以优厚待遇出版纯学术著作，其表现出的胆识令人感佩。同时也非常感谢“新生代学人文丛”编委会对拙著的厚爱。该文丛的执行主编李艳辉博士和责编王立新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和编校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工作，使之增色不少，亦谨此深表谢忱。
2000年的春天，正当我写作博士论文之时，父亲几度重病住院，当时曾为自己不能侍奉于床前而歉疚不已。而今，父亲已长眠于故土的青山绿水之间，让我不再有任何弥补的机会和希望，物是人非，未语泪流……父亲是个普通而本分的农民，他可能全然不懂我所做的研究，可农民的淳朴情怀以及先祖的事迹，似乎让他本能地认为，无论如何，读书总是一件高尚而值得为之付出的事。如若地下有知，但愿这本凝结儿子多年心血的小书能给他捎去些许的慰藉。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余渭炎先生（1940—2001）。
余新忠
2002年9月28日于南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