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时间的“20世纪”，成为“革命”的理由，隐喻着空间上中国革命那“输入”的一面，此不赘。重要的是两代人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一种革命自有其理由的意态。就在五四运动的当年，连朱希祖这样很少被人视为激进的老师辈学者，也对青年建议说：“与其零零碎碎革命，不如从根本上革命；与其革他人的命，不如对于自己先革命。”[13]近代中国革命的开放性在此展现无遗，它既可能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空洞概念，[14]也时常展现出梁启超所说的那种逾越常理的**活力。
从时空角度看，在近代中国这一界域之中，产生了很多此前和此外很少见到的现象。前述既得利益读书人的向往革命，即是一例。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即“家庭”这一多数人类社会历来最看重的“温暖港湾”，在近代中国却成为一个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负面象征——“家庭”忽然失去了其在过去和外国都曾具有的广泛社会功能，特别是对其成员的护佑；却承载着大量新增的宏阔政治负担，被视为其成员救国兴邦的桎梏。
类似的特异之处还不少，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了众多中外史家的目光，也使多少史家困惑。不过，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可以借助所谓后见之明。充分认识到近代的“过渡”意味着千年以上的巨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近代读书人那种因焦虑引起的紧迫感。
鲁迅曾回忆说，民元之时，他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即发现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傅斯年也形象地描述了“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的‘怒发’，和民国三四年间像冰雹一般的摧残”。[15]可知民国代清不过一两年，就曾引起士人非常强烈的失望。且并非只有趋新者才失望，对于帝制的重新思考甚或“复辟”的尝试，恰在此时发生，提示出一种因对共和失望而回向传统寻求思想资源的倾向。
我们可以试想，明明是数千年的大变，却要求在数年间“快出成效”，是不是有些太急于求成？假如民初的读书人能够认识到共和政体取代帝制这样的新旧转换是几千年才出现的巨变，他们在“尝试共和”之时，可能就没有那样急切，其失望感或许也没有那么强烈。
关于近代中国的“过渡”特性，本不是什么新见，类似说法已被时人和后人多次表述过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以千年计的巨变，而且是个仍处于“发展中”的持续进程。换言之，应当把近百余年（甚至未来的若干年）作为一个整体，尽可能以千年巨变的整体观念来认识这一时段中所发生的具体史事。
与梁启超那种目的论明确的“过渡”定义不同，窃以为这毋宁是一个目的未必明晰，越来越体现着当事人的主动，却又常常难以人为掌控的较长发展进程。时人对其的认识曾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后人对此的理解仍会是一个日积月累、步步深入的长程。
[1] 本段与下段，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7～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