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目标的外倾，是个根本性的转变，充分概括出“近代”与“古代”的一个重大区别。其结果，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与原居“天下”之中心大不相同，根本是“中国”本身的内外蕴含皆与此前有了巨大差别，产生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中国”（中国之“中”原与其字面意义相关，现基本成为一个指称符号）；用清末民初人的话说，即所谓“少年中国”（YoungChina）。在当年和以后，这一“新中国”都被时人和后之研究者用来与所谓“老大中国”（OldChina）进行对比。
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用“走向世界的新中国”来表述近代中国的一个主流趋向。此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呈现出日渐密切的趋势，很多内部的变化也体现在这一中外接触的发展进程之中。不过，中国人尝试“走向世界”，既有从被动转向主动的一面，也是一个充满屈辱和挫折感的进程。
由于近代多次中外交锋皆以中国失利告终，焦虑感和急迫感成为几代读书人持续的心态特征，逐渐形成“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大家都想一次性地解决所有问题（最好还凌驾于欧美日本之上）。此意孙中山最乐道之，但类似观念却不仅见于孙氏这样的革命者。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张之洞论及动员地方资源办理学堂时就说，只要照他所说的做，“则万学可一朝而起”。[7]那种希望一举解决全部问题的心态，已经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了。
按梁启超对历史“革命性”的描述，即“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8]中国的近代，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许多洋溢着**活力的面相，往往不能以常理度之，带有明显的“革命性”。一个与常理相悖的典型例子，即在精神物质两层面皆已确立菁英地位的既得利益阶层——通常最乐于维持现状而最不倾向变革的群体——之中，仍有不少人长期向往和憧憬着一个可以带来根本变化的革命，并不断倡导和鼓励着各式各样的革命。
希望一举解决全部问题的心态，也是过渡时代“革命性”的一种体现。章太炎就曾以这样的心态寄希望于“革命”。他说：“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9]类似以“革命”为“补泻兼备之良药”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方式为很多人所采纳。近代中国读书人对革命的青睐和憧憬，其程度远超过我们的认知。[10]
通常革命要有对象（即使是想象的），例如既存政权、既存正统观念，等等。而如蒋梦麟后来所说，20世纪青年革命的对象，“包括教育上的、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识上的各种传统观念和制度”，亦即“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11]如果革命的对象是既存“一切”，则意味着一种全方位的彻底颠覆。这样的革命，其正当性几乎是与生俱来，无须证明，或不证自明的。在此氛围之中，每一个人应当革命或需要革命，也可以被视为自然的状态。
章太炎在清末明言，20世纪民族主义炽盛，对于非我族类的清廷，只能革命。其“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罗家伦在民初说得同样简洁：“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现在的革命不是由于君主好不好，政治清不清，宪法有没有，议院开不开；乃是由于廿世纪的世界根本不能有君主的偶像存在上面！”[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