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近代中国称作“过渡时代”，曾是梁启超十分爱说的话。中国的近代确是一个“过渡时代”，其过渡状态恐怕到现在仍在延续之中。而且那是全方位的“过渡”，从政治到社会，生活到心态，思想到学术，无不见证着并反映出某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状态，多元多歧，而又互渗互动。用梁启超的话说，“过渡相”的特点，就是“互起互伏，波波相续”。后现代学人所乐道的“混成”（hybridization），在近代中国表现得特别充分。[1]
当梁启超讨论“过渡时代”的时候，他和许多时人一样，不过是预感到大变之将至。他所谓“过渡时代”，是相对于中国数千年来的所谓“停顿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目的性明确的表述，意味着以欧洲各国近二百年为模板的主动变革。梁启超当时预测了很多应发生而尚未发生的“过渡”，包括政治上的“新政体”、学问上的“新学界”和社会理想风俗上的“新道德”，已是全盘的转化。那时梁氏并不想要鼓动更换政权的“革命”，但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后来的发展却被他不幸而言中。近代的“过渡”，其实就是以共和取代帝制为象征的全方位巨变。[2]
我之所以把共和取代帝制视为“象征”，是强调这一全方位的巨变是个发展的进程。发生在辛亥年的那次“革命”及其带来的政权鼎革，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其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直到今天，中国人似乎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颠覆和根本性变革的时代——商品经济的正面和负面力量还正在显示之中，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称得上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正如梁启超当年特别强调的，这是一个希望与危险并存的时段。
当年严复就把废科举视为“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认为其重要性与秦汉的书同文、车同轨以及废封建等影响深远的转变相等。[3]在具体层面，废科举和辛亥政权鼎革当然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置于其发生的当年分别考察。若从较长时段看，两者皆可看作共和取代帝制这一巨变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前者在无意之中成为后者的铺垫。与废科举密切关联的，就是一些趋新士人推动的“去经典化”努力。社会上四民之首的士不复能产生，思想上规范人伦的经典开始失范，演化成一个失去重心的时代，[4]既存政治秩序的颠覆，也的确可以计日而待了。
在费正清看来，近代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区别，正在于其广泛彻底。盖欧洲革命是源于本文化的，大致是一种传统之内的革命，这些革命虽也连带产生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转变，其含义仍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中国“不仅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其整个文化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5]这一巨变显然受到外来的影响，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全面性，最后达到芮玛丽（MaryWright）所谓外国无所不在（theforeignomnipresenceinChina）的程度。[6]
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态度，也可见一个由被动向主动的发展进程。近代朝野逐渐承认并接受一个超出以所谓“朝贡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天下”范围的“世界”，最后更努力要融入这个“世界”（意味着要反过来被外在秩序所承认和接受，为此而不惜对既存的内在体制进行大幅度的、包括一些根本性的修改），并以此为国家民族追求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