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思想论争的一个共同特点，最能体现自19世纪末以来整体的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树立之后又出现“西方”的分裂这一特征：五四以后思想界的争论各方的主要思想武器均是西来的。对中国士人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是“中国”的，但那时提出的解决方案，即参与竞争的各种观念主张之中，纯粹“中国”者已不复存在。西方的分裂确实导致一些人在不同程度上提倡“东方文化”，但下文可以看到，他们所提出的具体政治主张其实仍基本落实在西来的方式之上。
[1] 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368页。
[2] 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载《学人》，第4辑，以下无出处之史料均转引自此文。
[3] 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见《梁漱溟全集》，第5卷，106～10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4] 《公言报》社论，1919年6月27、28日，转引自邓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6期。
[5] 胡适：《问题与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150页。
[6] 参见本书《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
[7] 周作人：《谈虎集·外行的按语》，上册，261～266页，台北，里仁书局影印本，1982。
[8] 张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载《晨报副刊》，1925年10月8日。
[9] 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7年5月5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30～11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0] 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载《东方杂志》31卷13期（1934年7月1日），9页。
[11] 丁文江：《我的信仰》，载《独立评论》第100号（1934年5月13日），9～12页。
[12]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2、25～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