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年代已被一般人认为“落伍”的梁启超或者有资格列入周作人所说的“政客学者”，他就确实反对共产主义。我在别的文章中引述过他1927年一段“声明”，即他反对共产，但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他对现代经济病态的诊断“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9]梁说这段话是因为其子梁思永给他的信中“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据他的了解，“国内青年像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与周作人的观察大致相同。而梁的表态尤其反映彼时各派思想的异同，曾经激进但早已被视为稳健甚或“保守”的梁氏“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还不足以说明世风的激进吗？
我们再看梁启超的同路人张君劢的观念，张氏在1934年回顾“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说：“马克思是最善于骂人，他骂英国的边沁为19世纪普通资产阶级理智的预言人，骂陆克为新资产阶级之代言人，其他类乎此而更狠毒的话，不胜枚举。”从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看，他所论这些人与各类资产阶级的关联应为学理的指陈，并无骂人之意（据唯物史观的时代阶段论，类似“新资产阶级”这样的标签若限定在具体的时段内实稍带赞许之意）。从我们今日的语言标准看，这里更无一语说得上“狠毒”。那么，张君劢的“狠毒”究竟何所指呢？只有了解当时世风的激进，才知道“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狠毒”的标签，一旦被贴上便无还手之力。张自己就说他无法与陈独秀等辩论，“假定同他们辩，他们还我们一句话说：‘你们是资产阶级。’所以也不必同他们辩了。”[10]此语最可见当时“话语权势”之所在，而张本人的激进也已暴露无遗了。
尤其具有提示性的是，同样在1934年，曾任军阀孙传芳属下的上海督办公署总办的学者丁文江，也明确表示他“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一大部分）”，只是因为“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所以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丁的答案如何且不论，这样一个不管在当时还是今日恐怕都很难被认为是“进步”的学者觉得有必要提出并回答“然则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这个问题本身，已足证当时世风的激进的确超过我们过去的认知。[11]
世风激进是社会主义能风行于中国而为各类人士所共同欣赏的一个重要外在环境因素，而其对立面资本主义的不得人心也提示着时人关注之所在。这正是伍启元所说的中国思想界“以迎拒西洋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为核心”一语的写照，也与他所说的全球资本主义化相关。由于“近世科学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进展把整个地球打成一片，无论愿意与否，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的一部”。不仅“中国社会一切的转移”受到“世界巨潮底动向所激**”，就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转移，也不过是跟着世界学术思潮的蜕变而转捩”。结果，“一切适合于中国的或不适合于中国的思潮，都先后的被绍介到中国来，而许多国际思想界的争辩，都在中国重复一遍了。”[12]
既然大家接受或反对的，都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关的思想观念，而“国际思想界的争辩”也在中国来重复，“西方”分裂之后中国已成为各种不同的西方“主义”竞争的战场这一时代特征就充分凸显出来。的确，西方模式既然有好有坏，各种西方“主义”又不一定都适合于中国，中国人对西来的“主义”有所选择自是逻辑的发展。在此语境下，像科学、民主这类五四时的核心概念在后五四时期曾引起数次较大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