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自己与当时许多读书人一样，曾长期向往社会主义，视其为世界发展的方向，他后来还把新俄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纳入这一世界发展方向之中。一向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竟然能够赞许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就在于他相信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由狄克推多\[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胡适在1930年断言：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
“俄国人的路”与西来的“社会主义”本是直接相关的。五四人，包括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或主张改良再生，或主张从根推翻而再生，其着眼点都在再造的一面，根本目的是相通的。胡适在1921年初给陈独秀的信中就明确地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把梁启超及《改造》同人划为“他们”，界限甚清。共产党人对胡的说法有正面的回应，中共”二大“发出的宣言中即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陈独秀本人到1923年底还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应结成联合战线以扫**封建宗法思想。邓中夏在几乎同时对中国思想界的划分，所用词汇标签虽不一样，实与胡适完全相同。共产党人与自由主义者胡适的观念当然有许多根本的歧异，但双方在那段时间的接近，仍说明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社会的激进化实远超出我们过去的认知。
一般而言，已树立地位的社会精英是既得利益者，最不支持任何形式的革命。但民初中国的情形则反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因鼓吹、参与、或支持革命（包括政治、文学、思想、家庭等各种“革命”）而先一举得名，继则获得社会承认，或入名大学获高薪教职，或竟直入政界为高官，成为名实俱获的社会精英。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树立地位之后，仍不同程度地或支持或参与文化、思想、社会甚而政治等各种革命。我们只要看一下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从校长蔡元培到陈独秀、胡适等教授，便可见此情形之一斑。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胡适相当激进的20年代，曾任北洋政府部长的汤尔和却认为胡适那几年“论入老朽，非复当年”，说明北洋政府中人其实也并不怎么“落后”。胡适自己也曾对北京政府教育部在1920年明令各小学三年内全部使用白话教材而大感意外。而阶级意识已见于操生杀大权的军阀告示之中。此时世风之激进，可见一斑。[6]周作人在1926年也认为“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他根本以为“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只有“军阀、官僚、资本家（政客学者附）”才不赞成共产主义；他自己就“不是共产党，但是共产主义者”。[7]
这样的激进化越来越难与国际风云分离，中国内部的思想论争也越来越呈“国际化”。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北京学界思想界的左倾亲俄风气相当盛。1925年时关于苏俄是敌是友的问题曾在北方引起一场大争论，张奚若当时曾指出，“在今日人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晨报》敢站出来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和苏俄的言论，“令人非常可佩”。[8]部分可能由于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正在反对“赤化”，学界思想界为维持自身独立的清流地位，此时或不便站出来反共反俄，所以《晨报》此举的确要冒“阿附”的嫌疑。但从上述周作人等的观念看，思想界的激进恐怕是更为根本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