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晚清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知不免带有悬想的成分，到民国后中国人已有机会实施议会方式的民主制。对当时的多数人来说，民初的几年实践似乎已证明在中国实行议会制的条件尚不成熟，这是后来革命性的政治取向越来越流行的语境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不止一种）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以及苏俄式共产主义（各人各派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的引进，都是这个新趋向的逻辑发展。左派史家陈端志描绘五四后的中国社会说：“这里有礼教的复活，这里有佛教的追求，这里有德谟克拉西思想的憧憬，这里有法西斯蒂理论的酝酿，更有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1]它们都或明示或暗含对议会制民主模式的否定，而其中“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一语尤说明当时最为广泛接受的思想何在。
的确，那时不止是“先进”的共产党人及其同盟者追随社会主义，就是许多我们过去认为比较“落后”的人物其实也相当激进而且推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实已成为民初中国全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潮，不过在我们的既存研究中隐而不显而已。如果说各人各派所欣赏的社会主义尚因其版本不同而有相当大的甚至本质的区别，当时社会思潮的另一个突出倾向则具有更广泛的共性，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贬斥。对于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广泛深入程度，我们过去的认知同样不足。[2]由于既存革命史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本文以下的举证多侧重于那些过去认知中不那么“进步”的思想界人物（且相对侧重知识精英），是一种角度不甚相同的考察。
梁漱溟已注意到伴随中国学习榜样的转移而出现的思想转变，他认为五四前后四十年间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实因“西洋近事”的转变而“被动的截然有二期”，其区分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前以学西方较成功的日本为榜样，“讲富强、办新政，以至于革命共和”，其目的都在建立一个“近代国家”，此时颇“艳称人家的商战为美事”。此后“因欧洲潮流丕变，俄国布尔塞维克之成功尤耸动一时”，国人多受新俄影响，“掉转头来又唱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3]从赞美“商战”到“打倒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转变是带根本性的，但都在西方影响之下。
在五四学生运动后不久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各方比较接近的至少有一点：即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就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借重西方的“主义”，但各方均对资本主义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而倾向于某种社会主义式的解决。那时最“保守”的安福系的报纸《公言报》也认为：过激主义这一危险思潮已风靡中国，“为政者与将帅”不能“与多数国民相背驰”，故皆“宜究心社会主义”；只有“人究其书，乃可言取舍，乃可言因应也”。[4]中国新旧各政治力量和思想流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大家关怀和思考的问题是一致的。
当然，各派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甚至可能是实质性的区别。胡适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大家都谈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5]各家在社会主义名词之下的“大联合”确实可能混淆了各自的主义认同，但相差甚远的思想观念也要用同一个名词来标榜，最能提示“社会主义”在那时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