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超人超国学说”是近代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共相。清季以至民初中国读书人虽因不断的国耻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但最终还是暗存一种“道高于国”的观念。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为保卫祖国而死，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死君事（《左传》哀公十一年），是大得赞许的。而其高明处，则不仅仅是捍卫了国家利益，还有一个在此之上的“取义成仁”的个人道德完形。一般而言，各国民族主义者通常都强调民族至上；可是中国从维新党人到新文化运动读书人再到国民党人，都向往一种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大同”境界，主张一个与传统大同观念相近的终极目标。
他们往往事急则诉诸民族主义，事态稍缓，便又徘徊于各种接近“大同”的主义之间。故近代中国士人在说民族主义时，未尝须臾忘记在此之上的大同；但他们在说世界主义或类似“超人超国”主义时，其实也都在表达民族主义的关怀。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众不同的另一大特点，与近代中国的积弱有直接关联：在思想已西化而社会还比较传统的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国民的中国读书人，要面对西强中弱的世界格局，其内心深处的紧张真有无数层次，而身份认同问题无疑是最要紧的。
近代中国士人一方面有意识地要想疏离于“野蛮落后”的中国而认同于“优越的”西方，另一方面又更愿意认同于西方思想资源中文化认同最不明显或最具超越性的那一部分。他们在不得不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对外来的各种思想观念，有意无意间总是选择最少民族认同的“主义”，如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等。这样不但避免了对“衰弱中国”的认同，同时也不必认同于“强大的西方”。其实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大家无认同，也就否定了西方自身的文化认同。这一选择背后所隐伏的微妙的民族主义关怀和心态，很值得作进一步的考察分析。[1]
像胡适这样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倾向不强的人，便是探索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这类特殊表现形式的最佳个案。少年胡适的民族主义情绪原甚强烈，他在上海澄衷学堂时写的一篇题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作文，就表达了一种从兵、学、财多角度全面竞争的民族主义观念。[2]后来胡适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读书人的观念，认为民族竞争最终是落实在“学战”之上。在此基础上，他一直持一种文化的国耻观，忧国之将亡而思解救之道，特别关注文化碰撞与移入的问题。[3]只有充分理解胡适这种少年读书时已具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才能领会他在留学时期形成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真意。
胡适在1912年秋尚存晚清人的观念，对世界主义从整体上不十分欣赏。到1913年初，他已有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主义”观念，但仍不欣赏西方古代的世界主义。他特别认为丁尼生的诗“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与他的见解暗合。一年后胡适撰文批驳“但论国界，不论是非”的双重道德标准，以为道德标准不应对国人是一种，对他国之人或化外之人（outlandishpeople）又是一种。[4]那英文的“化外之人”，正是白人称殖民地人的术语，提示出胡适再三致意的“双重标准”是针对西方而言，也就是章太炎指责“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的意思。[5]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胡适虽认为欧人是为“国家”而不是为金钱而战，但已感觉到“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陵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陵驾他人之种”；为此目的，不惜灭人之国与种。这仍是因为对国内国际实行双重标准的缘故：欧人在国内虽有种种道义准则，却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