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说：“民族主义都是以抗议为开端的。”[1]他指的抗议，主要是讲的因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在近代中国的一段时间里，也包括反抗异族统治）。同时，民族主义从来也还有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和建设民族国家（state-building）的一面（北伐前对“统一”的诉求，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这被胡适视为民族主义更高的层次：“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2]
民族主义建设一面的根基是构建（包括重建）一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而建设不能是无米之炊。清季民初的反传统者和世界主义者大都深知中国传统，故抗议之后尚有建设的基础。就此意义而言，胡适那一代人或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走上他眼中民族主义最高阶段的建设之路，但他当然希望中国人在第三步上着力。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抗议与建设两面，实相辅相成而不可分割。从五四学生运动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到北伐时的“打倒列强、除军阀”，口号的传承最能体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抗议与建设并存的两个面相。
也许和近代中国的确是破坏多而建设少相关，中外既存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率多注意其针对外侮的抗议一面，而较少论及其建设的一面，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就更少见。然而，若不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就难以真正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而激烈反传统甚至追求“西化”的民族主义心态，[3]也不可能真正认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下主要从政治方面做些初步的探讨。
约在20世纪60—80年代，西方的中国研究有一个倾向，即认为国民党比北洋军阀更具民族主义，而共产党在这方面又超过国民党。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过去说到民族主义，多想到其因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在民国之前，若不计同盟会等反清的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的确是以对外抗议为主要表现形式的。[4]唯民族国家建构的含义是相当宽泛的，辛亥革命后中国处于实际分裂局面后的那些年间，民族主义建构一面的主要反映就是国家的统一。北洋后期出现的统一愿望，曾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国民党动员民众以推进其国民革命。只有将国民党的反帝言行与其国内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考察，才不致误读其意旨。
即使在抵御外侮的反帝一面，民族主义也是难以量化而以多寡计的；说某一政治力量比另一政治力量更具民族主义，很难落到实处。真正对实际政治起作用的，恐怕主要是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的策略。正如余师英时指出的：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5]而有意识地在实际政治竞争中运用民族主义，至少在北洋时期已见端倪。
《申报》主笔杨荫杭在1920年说：“民国向例，凡悍然不顾舆论者，其始为一部分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全国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旅华外人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各国之舆论所不容。于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无病而死，不战自败。”[6]其实民国舆论何曾有这样大的力量，但杨氏对“舆论”发展从部分到全国再到“旅华外人”以至于“各国”这一进程的描述，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民初中国权势结构一个特征，即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presenceinChina）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拥有实际的和隐约的控制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