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意识与统一观念的关系是曲折而复杂的，两者常常相互冲突，有时也可相辅相成。一般而言，在外患深重时，统一观念多压倒地方意识；而当外患不十分急迫时，地方意识的力量又是极大的。本不相容的两种观念有时无意中可能产生特殊的合力，北伐的成功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观念，即爱国本由爱乡发展而至。然近代来华的西人以及受西人影响的中国读书人，又多以为中国人像一盘散沙、重视乡土而缺乏全国性的民族自觉意识。其实他们基本是以西方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来反观中国，因长期未能在中国找到“同类项”，便以为不存在。到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确立之后，中国反西方或“排外”也逐渐采取西方的方式，结果立即被视为民族意识的“觉醒”。
其实若以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与1905年抵制美货时的所谓“文明排外”为个案进行比较，两次事件当事人所采取的手段虽迥异，其基本关怀和忧虑所在实大致相同（这个问题牵涉甚广，此处不能展开论述）。后来中日“二十一条”谈判时期的反日救亡运动，几乎完全是采取集会、游行、排货等西方抗议方式，美国驻华记者克劳（CarlCrow）即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联合一致的全国性运动，大大推进了中国过去缺乏的民族自觉意识。他预言：当中国以全民族的爱国主义（nationalpatriotism）完全取代地方性的爱乡主义（provincialpatriotism）时，中国的许多问题都能解决；此次的反日运动已预示出这样一种趋势。[1]
但是，近代中国有一项特殊的国情，即大约在庚子义和团之役后，越来越多的士人感觉到中央政府在救亡图存方面不可依靠。这样，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中很早就产生了通过地方自立这一看似“分裂性”的举措来完成全国的救亡这样一种曲折的思路。欧榘甲在20世纪初提出“新广东”观念说：自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有志之士知非图自立，不足救亡国亡种之祸”。清政府既不可恃，则一个逻辑的思路就是“务合汉族以复汉土，务联汉才以干汉事”。有此基础，“以救中国，则中国可兴；以立广东，则广东可立。”[2]可知其最后的目标，仍然是通过“立广东”来“救中国”。前引“新湖南”之说，也处于类似的自破自立思路。
这一思路显然传承下去，在20世纪20年代初“联省自治”观念一度风行时，孙中山也曾主张以地方自治求全国统一。他于1921年5月5日通电就职非常国会所选的大总统，电文指斥“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而“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订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3]与此大约同时，章太炎、胡适等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所持观念也相类似，都把区域自治视为走向全国统一的曲线路径。[4]
那时联省自治的主张能引起广泛共鸣，尚有更特殊的当下政治语境，即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尝试已被证明不能成功。主张以村落自治为全国和平基础的广东军人陈炯明说：“袁世凯、段祺瑞、张勋皆思征服全国、统于一尊，而皆失败。即孙逸仙亦思以征服之法谋统一，而亦失败。中国欲求和平，除以全权统归国民外，更无他法。以后当以村落自治为基础。一言以蔽之，当自下而上，不应自上而下，再蹈前之覆辙。”杨荫杭以为陈氏之言“娓娓可听，中国武人，能明此义，可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