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1918年底所作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第二伟人”，正是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的象征。故吴宓慨叹道，几千年来孔夫子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已让位于马克思和列宁”。若仅言新文化运动那几年，则把孔夫子换为威尔逊倒更加贴切。
毛泽东后来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说：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那时的结论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故“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但新学家自己虽然颇有信心，“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这一事实却“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直到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几代“先进的中国人”学西方得出的最后结论乃是“走俄国人的路”。[8]“先生是否侵略学生”的确是中国人选择学习榜样的一个关键因素，巴黎和会与《加拉罕宣言》的象征意义由此凸显。而且，正是在“西方”已分裂的情形下，以谁为“先生”的选择才变得明确起来。
“新俄”及其附载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是多重的：自由主义者或者看到革命后的建设和“改造社会”的措施，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恐怕更多看到了其革命夺权的成功。广而言之，近代中国士人个个都盼望中国强盛，而苏俄正提供了一个由弱变强的最新模式，故俄国的兴起对任何中国知识分子都具打动人心的作用。在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还比较倾向于美国取向时，北大学生傅斯年在1919年初已认为“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
对一般并未认真学习其系统理论的人来说，专治西方之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至少还有一点潜在的吸引力：它既来自西方，同时又号召世界人民进行反对（以西方为主的）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这不但充分体现了“西方”的分裂，而且正符合许多中国人对西方爱憎交织、既尊西又想“制夷”的心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受欢迎的因素尚多，从学理层面看，其所包括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颇有相通之处，而“科学”与“社会主义”二者在民初的中国也都有极强的吸引力。
[1] 以下关于“二十一条”的讨论，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载《新史学》（台北）, 3卷2期（1992年9月），具体的史料出处多已省略。
[2] , ：OpenDoorDiplomatinAction, NewYork：KTOPress, 1979.
[3]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9、38页；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上海，生活书店，1936，有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影印本，328～330页。
[4]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见《胡适文存》，卷二，199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5] 本段及以下讨论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具体的论证和史料出处多从略。
[6]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见《胡适文存》，卷二，199页。
[7] 关于社会性质及中国出路争论的概述，参见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27～172页。
[8]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58～13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