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理方面看，新文化运动最显著的标志性口号是“赛先生”和“德先生”。我们今日提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一类学科，但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在时人眼中，胡适鼓吹的“实验主义”和陈独秀提倡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同为近世最重要的“科学方法”，30年代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多持此见。伍启元认为：“实验主义的引进，可以说是中国思想走上科学大路的新纪元。”陈端志也注意到，实验主义“是五四时代最得中国知识分子信仰的一种主义”。更因“美国实验主义的领袖杜威恰当五四运动时跑到中国来，实验主义便趁着五四**，弥漫于全中国。”[3]
这个观察大体不错。胡适在1921年曾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4]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对民主（民治）和科学的理解便明显受到胡适和杜威的影响，陈在1919年的《新青年》七卷一号的《本志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在同一期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更喊出了他常为人引用的口号：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当“拿英美作榜样”。他并指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5]实际上，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决定的最后落实已在五月四日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也许一些偏于“理性”的知识分子那时还在观望世界局势的发展，看是否出现有利于中国的转机。陈独秀上述言论都在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之后，他的态度似乎提示着他或者即是尚存观望者中的一个，至少说明他那时的确偏于温和稳健一边。
胡适当时曾进而预测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6]此话却不免言之过早。杜威和威尔逊都是“美国”这一中国榜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是不能两分的。威尔逊的“背叛”中国，当然要影响到杜威，而且在胡适说此话时（1921年7月）转变已经开始。同时，杜威以至某种程度上的威尔逊，都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身的政治命运相关联，他们的确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于美国的帮助毕竟不可恃，本来就势单力薄的自由主义分子在中国的政治前途就此断送；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衰落（虽然有个过程）当然也就使杜威成为听众和观众越来越少的演员，其影响就只能在学界中尚长期潜存了。
即使在学界，也不再是实验主义的一统天下。不仅陈独秀本人的政治态度迅速转变，他所提倡的唯物史观在更年轻的一代读书人中也迅速普及。北伐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走什么路的辩论，各种解释所本的思想武器绝大部分是西来（唯梁漱溟稍例外），然诠释和出路最后全都落实在经济制度之上（甚至包括梁漱溟！）；到底是哪一位西洋学者在影响中国，其实已不证自明了。[7]
既然威尔逊描绘的新世界的美好前景是以中国的独立和完整为代价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自然转向了列宁指出的方向。此时正值新俄（新字要紧）发布放弃所有条约权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国各界引起了极大的好感。至少就中国而言，威尔逊的世界新秩序在与列宁的新世界蓝图的较量中已经完全失败了。以前颇吹捧威尔逊的陈独秀也不得不认为他“好发理想的大议论”，其实又“不可实行”，决定送他一个诨名，“叫他作威大炮”。进步党的《时事新报》在社论中说：《加拉罕宣言》正是建立在威尔逊的和平原则之上，“只是威尔逊自己却不能把他实现”。这很能表现中国士人学西方的榜样由美往俄的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