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国民族主义兼排满与反帝两面，辛亥革命倒清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随之似有所缓减。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这样的险恶要求，再次向中国人民提醒了帝国主义侵略威胁的存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衰而复盛，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中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量。五四学生运动实际也是这股风气继“二十一条”时的反日运动后的一次更大爆发。[1]
1915年的反日救亡运动有一个特点，即对“国耻”前所未有的强调，此次事件实为中国人心目中日本形象根本转变的一个里程碑。如果说以前中国人对日态度是好恶参半、憎恨中夹有羡慕的话，到“二十一条”之时，憎恨达到高峰而羡慕已降到最低点。在这次事件之后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中，已基本没有什么公开的“亲日”力量。虽然日本在中国军界、政界、财界甚至文坛，都还有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在1915年后仍有一些政治人物还在继续寻求并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是这些人均试图掩盖甚而否认其与日本的关系，恰提示出日本在中国已无人缘，其影响力实际上已大大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教育发展计划的方向转变。甲午以后，日本曾是中国变法维新的榜样，中国士人竞往日本求学。到1915年1月，教育总长汤化龙曾条呈“教育政策三十条”，即主张多选取青年子弟派往日本留学，其刷新中国教育的方向，仍拟师法日本。但是在“二十一条”事件后，汤化龙再拟定的《养成师范人材条陈》即已经改仿照德国制度。这个象征性的转向表明，日本已不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了。
就是有些日本人自己，也在检讨留日学生“多抱排日思想，对曾奉为师表者而首先反对之”的现象。先后留日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1915年时在日本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五四期间都以反日著称。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其思想中的救国方法不尽一致，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着眼于走日本式的道路。在大量留日学生变得排日的同时，许多留美学生在这前后陆续回国并且发挥了重要的影响。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种在那时还是潜在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影响的上升和日本在华影响的下降。
“二十一条”的提出使中国人摈弃了以日本为学习的榜样，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大潮此后逐步由陈独秀所说的“拿英美作榜样”转向“以俄为师”。前者是短暂的，后者则相对长久得多。美国在华影响的一度上升有多方面的因素，学者型的驻华公使芮恩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2]恰来中国讲学的杜威颇具影响，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主张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在中国更深得人心。这一切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发生了变化，和会的结果不但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直接造因，更影响了中国士人选择“学习榜样”的长程转移，最能体现国际风云对中国思想的强大冲击。
列强势力因世界大战而改变，巴黎和会提供了一个按势力消长来重新划分各国在世界秩序中地位的机会。和会同时面临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俄国这一新事物对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强有力挑战，俄国虽然未参加巴黎和会，却存在于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头脑中。当列宁对全世界劳动者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时，威尔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两人都提出了民族自决思想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所以两者对受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人民皆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最后决定使一度对美国的帮助寄予厚望的中国朝野大失所望，强烈地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五四学生运动因此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