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百姓的认知角度看，今日我们所说的“国家”，正落实在亲民的州县官身上。州县官最主要的职能，一是征收钱款，二是审断讼案，亦即其主要幕僚钱谷、刑名二师爷所代表的领域。对于前者，百姓的追求是付出的稳定，完粮之后即“相忘”，应是理想的状态。对于后者，在尽可能避免的同时，也期待着有冤能申。清末的现象是，前者的付出与日俱增，后者的功效却逐渐虚悬。前一意义的“国家”越来越强势，后一意义的“国家”则明显乏力。
[1] 参见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3期。
[2] 《广益丛报》第4年第27号（1906年12月15日），“纪闻”页2a-2b。
[3]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1909年1月），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下册，7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江苏省咨议局：《议决抚部院交议清查公款公产办法纲要案》，载《申报》1909年12月5日，3张2-3版。
[5] 参见湖南咨议局：《清查公款公产办法》（1909年），见杨鹏程编：《湖南咨议局文献汇编》，220～22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6] 《瑞澂、李经羲致庞鸿书电》（1910年10月5日），《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见钱永贤等整理。《近代史资料》第59号，5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7] 浙江巡抚增韫：《奏遵旨并议御史赵炳麟等奏请定行政经费并附抒管见折》，《政治官报》，第1047号（宣统二年八月），10～11页。据胡思敬说，增韫这奏稿是出自张一麐之手（《国闻备乘·督抚趋时》，1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而张此前在袁世凯幕中，是直隶办自治的重要智囊。不排除这里表述的观念受到直隶经验的影响，或也提示出国进民退的倾向是怎样从特例变成常规的。
[8] 清查公产固是开源，裁翰林院却是节流，充分展现了朝廷认知中社会资源的物质化。储才的翰林院被视为可有可无，成为不必要的经费开支，也是思想大转变的一个表征。详另文。
[9] 胡思敬：《极陈民情困苦请撙节财用禁止私捐折》（1909年7月6日），见《退庐全集·退庐疏稿》，732～73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影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
[10] 参见《苏抚奏拨苏省学务经费》，载《申报》1908年7月28日，1张5版。
[11] 胡思敬：《极陈民情困苦请撙节财用禁止私捐折》，见《退庐全集·退庐疏稿》，734页。
[12] 夏曾佑：《再论中央集权》（1904年9月），见杨琥编：《夏曾佑集》，2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3] 夏曾佑：《论赫总税务司理财条陈》（1904年3月），见《夏曾佑集》，151页。
[14] 端方、戴鸿慈：《考查学务择要上陈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见《端忠敏公奏稿》，77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影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
[15] 河南巡抚宝棻：《奏遵旨并议御史赵炳麟等奏请确定行政经费折》，载《政治官报》，第1055号（宣统二年九月），12～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