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私自筹款，款目繁多，不可缕数。极而业之至秽且贱者，灰粪有捐；物之至纤且微者，柴炭酱醋有捐；下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居者有房捐，行者有车捐。其显然干犯名义者，有赌捐、有娼捐、有彩票捐。驯至百物踊贵，土货不流。佣人日获百钱，不抵昔时二三十钱之用。一农民也，漕粮地丁耗羡之外，有粮捐，有亩捐，有串票捐；田亩所出之物，谷米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一身任七八捐，力不能胜，则弃田而潜逃者，比比也。一商民也，有关税，有厘金，有统捐，有铺捐，有落地税，有销场税。一物经六七税，本息俱折，则闭门而倒骗者，累累也。[9]
其最后所说农民弃田、商铺倒闭的现象，或有些夸张。但各类捐税的存在，时见于其他奏折，[10]应非虚言。
更有甚者，为了寻求富强，越来越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国无恒产的取向，逐渐倾向于政府直接“理财”的政策取向。然而，若政府挟行政资源而直接理财，便已不是平等的竞争。一些领域中出现了政府“买则抑压，卖则居奇”的现象。在胡思敬看来，这等于是“官家而行劫夺之政”，不啻“绝民粒食”。[11]尽管这仅是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不甚普遍的现象，却也是一个危险的开端。为增加财政收入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能非常高昂。
时人对此并非没有认识，夏曾佑在1904年即曾指出：专制国君主“最不相宜者，则干涉民之财政”。若其“不明此理，而横干民之财政，则无论其用意之为善为恶，而君位皆不能保”。过去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皆欲为民整顿财政”，结果都是天下大溃。[12]他警告说，专制国的“政府，万不可以国家之事强聒于民。一强聒焉，则民以为皇帝要我银子，而嚣然不靖矣”。唯有“使国与民相忘。民若不知世有所为［谓］国家者，而后天下可以无事”。[13]的确，中国历代政权所追求的，就是在“天威”象征性存在的同时，又使国与民相忘，不必时时向老百姓提醒“国家”的存在。
然而晚清的一大不同，就是在外国榜样的影响下，“国家”的责任和政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端方等大臣在出洋考察政治后，便明确提出，教育不能听民间自为。他们承认十多年的创办新学并不成功，而其原因，则是“考览未周，遽为兴办；而学部设立独后，一切听民间自为”，故不可能“不滋歧误”。[14]其实外国并不皆设学部，而学务至少也是官民共举。这里的榜样，其实就是设文部的日本。以前中国的教育向来是政府引导而民间自为，如今与“理财”相类，政府也要直接从事了。
河南巡抚宝棻便敏锐地注意到：“昔以教育为私人事业者，今则属于国家行政一端。”由于教育是推行最早的新政，故表现最明显，但也仅是一个侧面。更为根本的，是“一国之政务，今昔不同”。据其概括：“昔之政务简，故经费亦随之而寡；今之政务繁，经费亦随之而多。昔日支出之经费，国防与俸给而已；今则为民保安之政、助长之政，皆为国家之行政上必要经营之事业。”宝棻最直接的担忧，仍是政府经费的支出“浩繁而无有限量”，[15]但他无意中却道出近代中国一个根本的转变，即过去民间承担的社会责任，现在逐渐转化为政府职能，落到国家头上了。
从表面看，由国家来承担社会责任，民间当有“减负”的轻松感。但民间的实际感觉，却远更复杂得多。因新形势而开始分裂的士绅，其感觉或有进有退（详后）；老百姓的直接感受，显然是付出的大幅增加。新政所需的款项和既存的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外债等，最终都落实到老百姓身上，成为不小的负担，早已不得人心，造成了强烈的民怨。清季政府本已面临着普遍的不信任情绪，上述各种作为，皆直接违背不与民争利的传统观念，属于典型的苛政，是“失道”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