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各督抚的感受看，清末新政耗费最多的，就是学务和警务。按当年的规则，高层级的学校和较大城市的巡警，是政府办理的；但大量的基层办学和乡村巡警，则是典型的官绅合办，主要经费出自民间。可到底出在谁身上，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新学堂是最先开办的新政，开始筹款还相对容易。地方上有各种各样的“会”、“社”、“馆”、“所”，都有多少不一的“公费”、“公款”（晚清的“公”在官与私之间，不是今天所说的“公款”），大致可以从中募到办新学的钱。但各种会、社、馆、所的积款总数是有限的，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于是款的来源就逐渐转向相对富有的绅，并进而转向一般的民。
当时小政府的政治伦理并未发生根本的转变，政府至少在理念上还坚持着“官不经手”的原则，不直接干预民间经费的处理。[1]但随着那些能够即刻征用的表面公产逐渐枯竭，政府中人也开始以新思维考虑新手段，即“调查”民间的公产。还在1906年，中央政府有人上书，主张地方自治不能空谈，应落实在行动上，办理“公益事业”。但这就牵涉到经费。此人的建议是在各州县“设立公产调查局，由各该州县选举公正绅商数人，充作局董，禀由地方官给予照会，调查本邑公产若干，作为兴办公益之用”。据说“政府诸公多然其说。惟某中堂深恐滋扰，遂未解决”而搁置。[2]
从这位部员的观念中，很能看到政府需要“作为”的压力。尽管其拟议的仍是官绅合办的模式，经费的目标则是非常明确的，即民间的公产。类似的主张最后终于付诸行动，到1909年，新颁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明确规定，城镇乡的自治经费，首先以“本地方公款公产”充之。[3]度支部不久发出了关于清查公款公产的咨文，江苏省咨议局在年底通过了巡抚交议的《清查公款公产办法纲要》。[4]这一执行方案成为其他地方摹仿的样板。[5]在此从观念到行为的进展中，原来拟议的“调查”已为“清查”所取代，更加直截了当（但各地公文中仍时见“调查”字眼）。
再到1910年，朝廷也感觉各地需办之事和其已有经费形成了较大差距，遂让各督抚讨论解决方案。一些督抚感觉到朝廷“似欲言发于外，借以折衷”，[6]纷纷强调财力不足。大部分人都说地方财政早已入不敷出，试图把新政区分为宪政和普通行政，以此方式来规避须按年实施的“筹备立宪”项目（详另文）。但浙江巡抚增韫则以为，“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吾国非无财也，无理财者”也。能理财，问题就不难解决。如浙江的教育经费，就已确定“各属由赛会、演戏、儒田、贤租、宾兴、公款等项下自行筹措。现又清查公款公产，化无用为有用，无虞不敷”。[7]
增韫所说的“化无用为有用”，也提示出时代观念的转变。看似“无用”的公产，本也是藏富于民的一种方式，正类养士的翰林院，有储存资源以待时需的功能。换言之，大量的社会资源，对于国家机器的运作，是一种直接的保障，尽管这一保障可能是以隐而不显的方式存在的。清季对这类资源或清查或裁撤，[8]固是被逼不得已，也表明当时的急功近利已进抵各类资源的极限了。
胡思敬1909年的奏折说，除中央政府加征的部分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