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按赵尔巽创设的经征局，把原来由民间包收的契税和杂税改为由官经收，也是一种曲线的国进民退（经征局代表着自上而下的官力，针对着原来借助民力的官绅合作）。其奏准官办的经征局，在一些地方恰取代了官绅合作的三费局。到民国初年，由于“正绅”的退隐，“不肖之团保与无专门学识才能之书吏，乃得缵承绪统，为国家地方之主人翁”。王用予：《市村制度论》（续一），载《尚志》2卷4号（1918年4月），6页（文页）。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心同学提示。
[21] 不署名：《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录乙巳八月二十三日《南方报》），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1906年1月），217页。
[22] 清末最后两三年文牍中的“公费”，往往是政府办公费的省称；而其所办之“公”，便是一个与民间公产公会不同的“公”。但我必须说明，这只是概括一个象征性的转变。在时人的文献和言说中，“公”仍未清楚地界定，其究竟指代“官”或“民”，常依上下文而定。
[23] 宪政编查馆：《奏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折》（1908年），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725页。按怎样界定和认知“自治”，不仅时人颇不一致，今人和昔人也大不相同。昔年进入操作层面的自治，更多是与“官治”对应的，既与此前严复等人所论的自治不甚同，更与今人从三权分立视角所观者大异，详另文。
[24] 戴鸿慈、端方：《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376～378页。这一自治定义的转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二人也说，“自治制度苟发达，虽不行宪法，而国本已可不摇”。则如果确认此前中国地方已经自治，就连是否需要立宪，也不那么急迫了。
[25] 端方、戴鸿慈：《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见《端忠敏公奏稿》，700、714页。
[26] 端方、陈启泰：《为设局筹办江南地方自治折》（1908年2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10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27] 本段与下段，《城镇乡自治章程讲义》（《江苏自治公报》第51期），见江苏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编：《江苏自治公报类编》（宣统三年），第1册，44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影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3辑）。
[28] 《〈苏省清查厅州县公款公产表式〉按语》，载《预备立宪公会报》第2年第19期（1910年1月9日），22页。
[29] 江苏省咨议局：《议决抚台交议筹定自治经费案》，载《申报》1909年12月5日，3张2版。
[30] 这当然有一个过程，进入民国以后，清查地方公款公产仍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持续作为。例如，《江西省各县清查公款公产暂行办法》，载《江西省政府公报》，第473期（1936年4月18日），1～7页。
[31] 以息讼为例，人与人的纠纷，从来不仅是所谓司法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基于文化习俗的社会力量，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改革以后，不得不独任其责的国家，压力和负担陡增。
[32] 此问题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薛刚同学提示。
[33] 参见罗志田：《过渡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与责任》，见黄贤强主编：《汉学名家论集：吴德耀文化讲座演讲录》，139～160页，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11。
[34] 王国维：《论政学疏稿》（1924年），《王国维全集》，杭州、广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卷，212页。
[35] 说详罗志田：《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台北“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2012年6月20日。
[36] 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5期。
[37] 事见任乃强：《张澜先生轶事》，见《龙门阵》，第1辑，27～2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但任先生并不这样理解，他更多视之为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新旧之争。
[38] 按清查公款公产者本由“地方官于城乡士绅中遴派素行公正、众望允孚者五人以上，详请本府直隶州核发照会充任”（江苏省咨议局：《议决抚部院交议清查公款公产办法纲要案》，载《申报》1909年12月5日，3张2版）。但随后报纸就指出，“今之清查公款公产之人，往往为平日觊觎公款公产之人”，则其效果实难逆料。《时评三》，载《申报》1910年7月18日，1张6版。
[39] 留学生孙江东就指责既存的善堂仅“注重于养，不注重于教”，与孔孟宗旨不合。他主张酌量减少施衣施食，移此款派人赴日本留学，学成后以新法种植公田、开工厂以收贫民，反能扶植扩充善堂的事业。孙江东：《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载《浙江潮》第7期，15～16页。
[40] 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果同学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