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胡思敬：《请免江西加征并缓办地方自治折》，见《退庐全集·退庐疏稿》，918～919页。
[3] 孟森（心史）：《论自治与官款》，载《申报》1908年9月8日，1张3版。此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周月峰同学提示。
[4] 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载《清华学报》新25卷4期（1995年12月，实印于1997年4月）。
[5] 夏曾佑：《论浙江农工商矿局绅士之历史》（1905年7月），见《夏曾佑集》，360页。
[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898年5月14日，2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 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等学者基于欧洲社会的公共领域论述，自有其章法，本文无意与其进行具体对比。这方面一些新的讨论，可参见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现代社会想象》、李丁赞：《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蔡英文：《公共领域与民主共识的可能性》，均收入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33～10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8] 沟口雄三曾说，太平天国之后，“乡绅阶层已不再停留于官制论式的，换言之，即对‘封建’委婉、隐晦的要求，而开始逐渐实现相对于官方的民（实质上是绅）的自治”。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9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其所关注的虽不同，却已提出相对于官方的“民”实质是“绅”的见解。
[9]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4～15页。
[10] 蒋梦麟：《西潮》，129页，台北，“中华”日报社，1960。
[11]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5页。
[12] 吴天墀：《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上），未刊稿，刘复生抄录整理。
[13] 长舆：《论莱阳民变事》（1910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653页。
[14] 参见StephenR.MacKinnon, PowerandPoliticsinLateImperialChina: YuanShikaiinBeijingandTianjin, 1901-1908,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1980, pp.137-179.
[15] 《官激民变》，载《广益丛报》第8年第24期（1910年10月22号），“纪闻”页5A。州县官试图造成类似印象，显然并非直隶仅有的现象。在浙江留学生孙江东的记忆中，绍兴曾有收航船捐以充学堂经费的计划，就是“某绅创议”的。孙江东：《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载《浙江潮》第7期（1903年9月11日），16～17页。此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周月峰同学提示。
[16] 程德全：《到苏接篆后上亲贵及政府书》（1910年），见《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17页。
[17] 端方、戴鸿慈：《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见《端忠敏公奏稿》，711～712页。
[18] 端方、戴鸿慈：《考查学务择要上陈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见《端忠敏公奏稿》，802页。
[19] 《督宪（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创办经征酌保出力各员折》，载《广益丛报》第8年第6期，“章疏”页1a-2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