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便曾注意到中国传统社会的“与众不同”，即“除了诉讼和纳税以外，政府和人民几乎不生关系”。但人民自己，“却有种种类乎自治团体的联合：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练；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育婴、养老、施诊、施药、积谷、救火之类），有义学，有各种工商业的公所”。在他看来，“这些各种联合”，就是中国实行民治（即今日所谓民主）的历史基础。[9]
蒋梦麟也说：“中国的人口，是由许多自治的小单位构成的。”这些或大或小的单位，“以家庭、行业和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由“几千年累积下来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生活理想疏松地联系在一起”。他虽对“团体内各分子的关系比对广大的社会更为亲切，他们对地方问题比对国家大事了解较深”表示不满，但仍指出，这样一个“天高皇帝远”的社会，“好处在于使中国生活民主，虽经数百年之战乱以及异族之入侵而仍能屹立无恙；坏处在于中央政权软弱无能，因而易遭异族侵凌”。[10]
蒋氏所说的“小单位”，大体即陈氏所说的“联合”。他们两位当年都是典型的尊西趋新人士，陈更以反传统著称；却都确认了中国社会的“自治”，并从中看到了“民主”。尤其陈独秀眼光敏锐，看出了中国社会在世界范围中的独特，即其所谓“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11]后来史家吴天墀先生也把宋以降中国社会概括为“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12]两人表述不一，而所见略同。这样的社会，又以陈独秀所说的人民“极放任、不和政府生关系”为特色，这正是蒋梦麟书中一再提及的“天高皇帝远”。
很明显，“小单位”也好，“联合”也好，都具有既非官方也非私人的特性。不过，这样的公领域在清季受到强烈的冲击。新政期间，凡新增的正式征收，大体还是官方出面。到举办“地方自治”时，在“官不经手”的基本准则下，实际经手的士绅就成了收费的表征。1910年山东莱阳的民变，据说即因办自治而“地方绅士借口经费，肆意苛征。履亩重税，过于正供；间架有税，人头有税，甚至牛马皆有常捐；悉索敝赋，民不聊生”。尽管“迹其乱变之所由来，固莫非官吏之制造而酿成之”；但却导致“绅民相仇，积怨发愤，而乱事以起”。[13]
在新政的压力下，一些深知新政扰民的州县官，有时也故意卸过推怨于绅士。例如，在袁世凯任总督期间，直隶曾以官绅合作办理新政著称。[14]但稍后直隶按察史齐耀琳观察到，“大凡地方绅士因办地方自治各事禀准筹款方法”，州县官在出示时，必“大书特书某绅创办某事并筹款方法”，以“卸过推怨”。而“乡民无知，不识地方自治为立宪基础，惟知出钱为割心头之肉”。故“近来各处乡民滋闹，动辄波及地方绅士”；每有暴动，首当其冲的往往是绅士。结果，绅士因“多受毁辱”，遂“视新政如畏途”，不得不隐退自保。[15]
在传统的官绅民关系中，绅是居间的重要环节，如今竟两面受敌，被迫淡出，则昔日的官绅合治模式已开始化解，乡间逐渐走向失序状态。江苏巡抚程德全注意到：“本省各官，往往因公与绅不洽；即洽矣，而又事事徇其所请，几忘权限之所在。今不但官与绅不洽，即民与绅亦不洽；且不但民与绅不洽，即绅与绅亦不洽。”[16]基层的官、绅、民关系已经紊乱，而重建秩序的过程则相当漫长。
进而言之，此前代表民间的士绅既淡出（士绅本身处于分化之中，也有一些人更积极进取，详后），意味着官与民处于直接对立的态势。至少从秦汉以来，即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之后，这是真正“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以绅为主导的公领域之退隐，“民间”或许更加名副其实了，却也让“民”的主体更直接感受到“国进”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