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果同学提示。实际上，晚清“造国民”的言说本是多元的，朝野间都曾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国民”必爱国，首先就体现在愿意输将（且多纳税还较愉悦）和当兵（保卫国家）之上，却不一定强调不论个体还是群体的“民权”。
[16] 此承王汎森、沙培德（PeterZarrow）两兄以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心同学提示。关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参见PeterZarrow, AnarchismandChinesePoliticalCulture, NewYork: ColumbiaUniversityPress, 1990.关于民初的“造社会”取向，参见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载《中国文化》1996年2期。
[17]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6-7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44页。
[18] 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1915年2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67页。
[19]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10页。
[20]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
[21] 《政治会议议员任福黎提规复文庙建议案》，原案录在《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为规复文庙祀孔呈》（1914年2月11日），见《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7～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2] 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5页。
[23] 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载《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17日），5～6页。
[24] 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载《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25] 傅斯年在“五四”时便观察到，由于“社会的旧组织死了，所以没有维系与发展社会的中心能力，所以社会上有个散而且滞的共同现象”。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
[26] 最具象征性的表述，就是傅斯年提出的：“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5日），见《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205页，上海，上海书店，1986影印。
[27] 参见傅斯年：《中国现在要有政府》，载《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6页。
[28] 涛鸣（吴宪）：《定县见闻杂录》，载《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12日），17页。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心同学提示。
[29] 所谓的“黄金十年”，是很长时间里学界中相当一些人对抗战前十年的描述。一项早期的研究，参见ArthurN.Young, ChinasNation-BuildingEffort,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Press, 1971.
[30] 例如，前引赵尔巽试图革除的绅首包揽厘税，便是历时不长的新事物，以前的正绅是不允许也不屑于涉足税收一类事务的。而今日所谓“地方菁英”参与类似事务，往往被视为国家涉入地方的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