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约同时的“民主与独裁之争”辩论中，不少被后人纳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读书人，都曾明确站在“独裁”一边（详另文）。其间虽有抵抗日本侵略的考虑，多少也说明不少接受了现代国家观念的趋新读书人，虽对“民退”心怀焦虑，又在相当程度上接受着“国进”的正当性。很多年后，一些或许分享着“国进民退”思路的研究者，在同一时段的战乱频仍中还发现了所谓的“黄金十年”。[29]
这样看来，近代中国为退虏送穷而凸显的富强目标，连带产生了一系列本是权宜之计的思路和举措，后来在有意无意之间一步步制度化，成为一种常态，使得下马治天下之时，仍延续着马上打天下的思绪。钱穆所谓“政府来革社会的命”，是一种特异的表现；还有不少实为近代出现的新兴现象，渐被固化为思维定式，反使后人产生“习见”的感觉。[30]这一波波的“国进民退”，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产生了什么问题？又遮蔽了哪些问题？或许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
[1] 参见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1期。
[2] 更具吊诡意味的是，推动“国进”和强调“民”意识的，大致都是梁启超所说形成“舆论”的同一群体，而他们似乎并不感觉其间的紧张。是他们没有感觉到两者的冲突，还是我们未能理解其间的关联？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3] 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见《辜鸿铭文集》，冯天瑜标点，1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4] 关于国富民强之说，承台北“中研院”人社中心张福建教授和史语所陈正国教授提示。严复或是一个代表，他在《原强》及《原强修订稿》中都说到富强不外“利民”，也常被引用。尽管那里的“民力”指体力，而民智、民德等似亦与“富”无关。但他也确实说过：“大抵继今以往，国之强弱，必以庶富为量。而欲国之富，非民智之开、理财之善，必无由也。”严复：《〈原富〉按语》，见《严复集》，王栻主编，第4册，9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不过，国富民强和民富国强两说影响似均不广。整体上，“富”和“强”都更多落实在“国”之上。
[5] 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波、王果同学提示。
[6] 严复：《辟韩》（1895年），见《严复集》，第1册，35页。
[7] 《严复手批沈瑶庆奏稿》，收在习近平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40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8] 邓实：《鸡鸣风雨楼政治书》（1905年），见《光绪乙巳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三》，页1a-1b（卷页）。
[9] 梁启超：《痛定罪言》（1915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6页。
[10] 秋桐（章士钊）：《救国储金》，载《甲寅》1卷8号（1915年8月），6页。
[11] 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薛刚同学提示。他认为，正因以“道”为依据，传统中国的“公”不必仅是介于国与民、上与下的中间部分，而是在国和民之上、之外、之间，以士为主体；道的意识形态与学田、族田一类微观建置直接相连。说颇新颖。
[12]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4页。
[13] 沃丘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4] 边缘知识人的兴起，部分也是在取代此前士绅的承上启下地位。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载《二十一世纪》，第6期（1991年8月）；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1～2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