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政治会议议员任福黎基于反向的认知，也提出类似的思路。任氏在1914年说，“今日人心之大患，皆先由社会而起，浸**酝酿，而后国家受之”。因此，他也主张从社会入手进行补救，即恢复官方祀孔，通过维持礼教，使“人民知国家以道德为重，心目有所观感”，然后可以挽回风化，国家也因此受益。[21]尽管与很多人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看法不甚同，任福黎提倡的，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变更思路。
但民国前十年读书人在这方面努力的效果似不甚佳，到20世纪30年代初，对国家已失望的丁文江，又看到了“社会的崩溃”。他说：
中国今日社会的崩溃，完全由于大家丧失了旧的信仰，而没有新的信仰来替代的原故。祖宗不尊敬了，尊敬什么？宗族不亲睦了，亲睦什么？英雄不崇拜了，崇拜什么？妇女解放了，男女之间，是否仍然要遵守相当的规律？天堂地狱都是假的，人生什么是真的？[22]
从其具体的举例看，丁文江心目中“信仰”所关涉的问题，大致即是任福黎想要通过复兴“礼教”来解决的问题。盖“礼教”不仅仅是“信仰”，它还维系着民间的生活秩序。这一功能往往通过地方的士绅来实现，而公产正是一切公益的基础。不仅如此，大量社会资源的存在，对于国家机器的运作，也是隐而不显却必不可少的保障。如前引杜亚泉所警告的，“国家”对“社会”本有所依赖，若“政府强大”成为努力的目标，“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
据前引罗振玉大约同时的观察，国进民退式的搜刮，与“伦纪颓废”有着直接的关联。在打倒“孔家店”之后，新文化人并非没有提倡各种新的信仰，这些信仰也未必无人趋奉，却不能解决原来由“孔家店”处理的问题。这里原因甚多，其中之一即传统的中国式公领域已被破坏并淡出，国家不得不承担一切责任，却又没有一个足以让民众达成共信的政府。
傅斯年那时也注意到：“今日中国的社会，是个最大的矛盾集团。”其具体表征，即“国家无所谓‘国是’，民众无所谓‘共信’，人人不知向那里去”。[23]十多年前梁启超主张放弃国家而望诸社会和个人时，显然期望不论国家能否有“国是”，民众还可以有“共信”。他的言语之中，仍隐约透出小政府大民间的惯性思维。但他或许没想到，随着一波波的国进民退，“民间”已非复往昔，社会也已失去重心；[24]只剩下一盘散沙式的众多“个人”，[25]面对肩负着空前责任而不知所措的“国家”。
尽管从晚清起“民”的重要性就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士绅淡出后的“民间”仍未摆脱退缩的颓势。民初对“个人”的强调，虽直指“人类”而否定一切的中间物（包括过去最看重的“家”和近代兴起的“国”），[26]实仍更多蚕食了式微中的公领域，反促使国家进入生活层面的私领域（政府主导的“新生活运动”，就是一个显著的表征）。此后的国难，使“国家”的重要性和作用都进一步凸显。在国家努力动员民众的同时，民间的衰退仍在延续。
对于30年代日本大举侵华前的中国，从罗振玉到丁文江再到傅斯年这些政治立场很不一样的人，尽管对前行的方向存在歧异，却都看到了社会的崩溃。不过，与前引杜亚泉所见“国家”对“社会”的依赖不同，曾经赞同“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的傅斯年，如今对于社会的崩溃，却和其他一些人同样感到需要一个强力“政府”来解决问题。[27]他们甚至认为，“政府果然是有力量的，并且是正大光明的，就是专制一点也无妨”。[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