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民初读书人的一个共同感受，即“民国”中却不见“民”的位置。陈独秀看到的是“中华帝国”、“中华官国”和“中华匪国”，[12]费行简则深感“民国成立，军焰熏天”。[13]民初文武关系逆转，军人地位的上升是明显的，但也提示着某种行为方式的选项——在“民国”中看不到自己的“民”，便可能不得不选择暴力的方式来对抗“国进”（从晚清开始，便有包括“毁学”在内的大量抗捐抗税之民变，进入民国则地域更宽，也更具组织性）。
在一个从帝制转向共和、从农业转向工商业的新型国家中，曾经全面指导社会生活的经典已经淡出，久在身边的楷模（即四民之首的士人）也已不复存在；[14]虽身历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变，一般民众的政治和社会参与并未常态化（真正的全民动员和政治参与，是在所谓“**”期间，以一种极不正常的病态方式推进的）。如何创造具有公民意识的群体、维护民众的公民权益，仍是一个尚待完成的任务。[15]
这类“国”与“民”以及“民间”多重关系的转变，曲折而繁复多歧，无法在此展开讨论。实际上，不仅“自治”有新旧之差，国家、社会、国民等近代引入的基本概念，皆不必视为众皆认可，顺手拈来即用。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这些不同的主体，其自身处于形塑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处于调整之中，或只能动态地认知和运用。包括“官”与“民”、“公”与“私”这些久处思想言说之中的名相，在近代也渐获新义，甚至脱胎换骨。所有这些新旧名相和实体，本都在互动的发展之中，迄今或也尚未“定型”。
在某种程度上，近代的“国进民退”，也是伴随着上述转变中的一个倾向。不过，新的“国家”虽较前远更积极，却又并未真正从政治伦理到体制机构方面做好独任其责的准备。很多受大政府观念影响的趋新人士，对民初的国家政治相当失望。到“五四”前后，中国似出现一个特别重视“社会”和个人的倾向。其所因应的，正是那处于转变之中、强势然而乏力的“国家”。
那是一个“政府”从诸葛亮所谓“宫中府中”的对应物向国家机器代表者转化的时段，后来“无政府”倾向的风靡，多少针对着国家机器的扩张；那也是“社会”概念从引入到推广并进而成为众人口头禅的时段，后人试图“造社会”甚或发起“新村运动”，意味着他们眼中既存社会（如果存在的话）的崩溃，其实也就是民间失序的新表述。近代中国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特别“虚无”，他们针对的正是一个太想“作为”的政府；而他们自己同时也在试图重建一个介乎于国家与个人之间、更健康也更有活力的“社会”。[16]
可以说，社会、个人等范畴的兴起，无疑与“民间”那从伦理到民生全方位意义（以及功能）的解析直接相关。梁启超在清末就提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17]到1915年，他更明言：“今日中国，凡百事业，与其望诸国家，不如望诸社会；与其望诸社会，又不如望诸个人。”[18]则其对社会和个人的提倡，或还在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人之前。
又几年后，梁氏进而求仁得仁，看到十年来“社会的进步”，是因为人民的努力，“从极黑暗、极混乱的政治状态底下，勉强挣扎得来”的。那时的“国家”，正起着一种自上而下的破坏作用——“人家的政治，是用来发育社会；我们的政治，是用来摧残社会。”[19]这大体就是钱穆后来所说的“政府来革社会的命”。傅斯年因此强调，应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造，“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在他看来，若“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