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当时读书人的状况似不使人乐观。陈时在同时就感觉“吾国士大夫之不悦学，莫今日若”，因此导致“思想趋于偏隘，学殖益荒”。[15]士人状况如此不佳，国家前途还只能肩负在他们身上，这是一幅怎样令人困惑的图景！其实不论什么时代，读书人的状况总是千差万别的。即使儒生，也很早就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乡曲之士”和“天下士”等区分。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本是理想型的读书人；而以“干禄”为读书目的者，也从来不少见。
中共的瞿秋白也注意到五四运动后读书人成分的转变，并提出“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的问题。据他分析，在“中国式的环境里”，知识阶级已分为新旧两类，旧的是“宗法社会的士绅阶级，当年或者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新的则是“欧风美雨”的产物，从学校的教职员到金融实业机构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其中“学生界尤其占最重要的地位”。[16]瞿氏虽使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基本还是以新旧分，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一个越来越为多人接受的观念——“读书人”本是一个由不同小群体所组成的大社群。
陈独秀稍早在探索中国政治不良的责任时，也认为国民决定着政治的优劣，故“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17]这里当然可见清季“新民”说的延续，但他和许多侧重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人（如鲁迅）一样，似乎都更接近梁启超后来的见解，即主张由觉悟了的读书人来改造国民（国民党后来实行的“训政”，大体也表现出类似的思路）。尽管新文化人在意识层面想要与民众打成一片，无意把社会分作“我们”与“他们”两部分，但其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终成为难以自解的困局。[18]而这些逐渐被视为“百无一用”的书生，却仍不能推卸救国救民的责任。
[1] 参见余师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见《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33～50页，台北，三民书局，1992；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1～241页；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75～30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2]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89～90页。
[3] 白话道人（林懈\[獬\]）：《〈中国白话报〉发刊词》（1903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603～605页。
[4]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40页；章太炎：《革命之道德》（1906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513页。
[5]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3页。按这也反映着过渡时代“民”意识的上升，参见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1期。
[6] 梁氏并指出，若反过来，“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32页。
[7] 梁启超：《政治上之监督机关》（1907年），见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5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1911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35～36、39～40页。
[9] 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1921年12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44页。
[10] 梁启超：《多数政治之试验》（1913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35～37页。此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波同学提示。
[11] 梁启超：《痛定罪言》（1915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8～9页。
[12] 此后若要温故知新，则教育成本大增；若放弃温故知新，可能就是文化的断裂。
[13] 本段与下两段，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1921年12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0～59页。
[14] 秋桐（章士钊）：《国家与我》，载《甲寅》（月刊），1卷8号（1915年8月），7～11页（文页）。
[15] 陈时：《发刊词》，载《光华学报》（武昌中华大学）第1期（1915年5月1日），2、5～6页。本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波同学提示。
[16] 秋白：《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载《向导》18期（1923年1月31日），147～148页。
[17]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1916年），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206～207页。
[18] 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223～2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