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梁氏仍以为，“恶劣之政府，惟恶劣之人民乃能产之。”但却说中国“大多数地位低微之人民，什九皆其善良者”。善良的人民却产出恶劣的政府，这一“国事败坏之大原”，实种因于恶劣的士大夫。盖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然而他又说：“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故“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始有所寄”。[11]
在某种程度上说，以文学革命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最终留下的可持续成就是用白话文替代文言。这是继废科举、革帝制之后又一项以千年计的大变，其得失还很难说——近代形成的“新中国”进一步地新了，但古今之间的隔阂可能是根本性的。[12]不过，对那些提倡白话的菁英读书人而言，这一典型的扬短避长举措，虽不无自毁的意味，或者也是他们在愧疚中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向大众靠拢。然而得益的不一定是大众，更多是介乎于菁英和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后人与前人的距离确实拉开了，菁英与普通人的距离却未必拉近了多少，埋下了后来各种反智运动的伏笔。
五四运动后，梁启超一方面强调国民运动不能是一个或几个特定社群的事，应该尽可能使其成为“全民的”；但又说：国民“运动要由知识阶级发起，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他主张每个国民都要“反省‘我’应该做什么事”，以“唤起自己的责任心”；同时更要认识到“各人地位不同、能力不同”，所以必须有分工。经过自我反省，“知道‘我’能做哪件，‘我’该做哪件，然后各用其长，各尽其才”。这样的分工不仅“可以收互助的效果”，由于是“人人自动的去做”，也不至于感觉是“某人指挥某人去做”。[13]
“分工”说似乎让梁启超更能自圆其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代士人自责说，“十年的民国闹到这样田地”，不是军阀、官僚的责任，而是“一群自命正人君子的人”的责任；他们中的积极者总想通过军阀、官僚施展抱负，而消极者又洁身自好，不肯干预世事。梁氏明言：“我自己和我的朋友，都是这一类的人。”这些人就像人体中的“健全细胞”，他们不肯负责，则毒菌自然“猖獗纵横，到处传染”。故“国事之坏，责任不在他们而在我们”，也“只有责备自己”。
可以看出，梁启超在自责的同时，又自我承担起国事的责任。且不论这是否意味着他最终放弃了让人民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取向，但显然已更强调读书人的责任。然而，过渡时代读书人的自定位和社会定位的转化是延续的，梁启超的困惑亦然。他承认自己“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而前者更甚。他常梦想政治清明，能够“容我专作学者生涯”；同时又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所以，“我觉‘我’应该做的事”，就是像年轻时一样“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所谓“学者生涯的政论家”，看似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状态，其实就是用已经发生转变的读书人定位意识，来看待以前读书人的常规责任。那个区别于实际之我的引号中的“我”，便更多是社会定位的“我”，多少带些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意味，既是自我，又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推动，鲜明地呈现出梁启超那种不得不如是的徘徊感。
其他不少人也有非常相似的心态。章士钊的政治立场与梁启超不同，他在“五四”前也说：中国建国之道在于人人“尽其在我”，但仍须“读书明理、号称社会中坚之人”起而带头，负起整理民族、建设新国家的责任。用他的话说，就是“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14]这基本是复述梁启超所说的“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但那种想要指导人民的自我承担气概，表现得更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