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去经典化”的推行，从19世纪末年开始，可见一个日益加剧的读书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进程，造成了读书人形象的负面转化。[1]梁启超在清季就曾指责中国“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虱”。[2]另一读书人林白水也代国民立言说，“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3]不久梁启超和章太炎又互相指斥对方（革命党人和维新党人）不道德。[4]以梁、章二位在当时的影响力，这样的攻击性论争对读书人的形象具有相当的破坏性：假若双方所言多少有些依据，则其在“道德”方面都有缺陷；而士人的整体形象，自然也就更成问题了。
近代中国受到列强全方位的入侵，已面临着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的危险，因而已到“匹夫有责”的阶段。甲午后日益响亮的口号是“开民智”，但庚子后政府已被认为不能救亡，如果读书人也“不中用”，那这个任务由谁来承担？梁启超当年已感不能自圆其说，遂提出“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5]用今日的话说，人民可以也只能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章太炎大致分享着类似的思路，不过转而寄希望于“革命”，提出前引“以革命开民智”的主张。
然而，人民能否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以及革命是否如章太炎想象的那样是补泻兼备之良药，在当时仍是充满想象的未知因素。梁启超自己对“民”和“士”的态度很快有所调整。他在写《新民说》之前曾向往一种两全的境界，即以“多数之国民”的主动来“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以获取“一国之进步”。[6]到1907年，他已将中国兴亡的希望寄托于“中流社会之责任心”。因为“中流社会，为一国之中坚；国家之大业，恒借其手以成”。若“一国中有普通知识居普通地位之中流社会，能以改良一国政治为己任”，则国家前途便有希望。[7]
到辛亥革命前夕，梁氏终于回归到四民之首的士人心态，承认“无论何国，无论何时，其搘柱国家而维系其命脉者，恒不过数人或十数人而已”。此少数“在朝在野指导之人”而“能得多数之景从者”时，国家就昌盛。他确信，只要中国“能有百人怀此决心，更少则有十数人怀此决心”，尽全力与恶政府、恶社会以及全世界之恶风潮奋战，中国就不可能亡。他一面代国民立言，以为“微论吾国今日未遽亡也，就令已亡矣，而吾国民尚当有事焉”；一面更自己表态说：“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8]
这里的转变至为明晰：此前他是想以“多数之国民”来“驱役一二之代表人”，现在转而为由少数“在朝在野指导之人”来吸引“多数之景从”了。
入民国后，梁启超的态度仍在游移之中，他一面大力强调“国民运动”的重要性，主张“共和政治的土台，全在国民。非国民经过一番大觉悟大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发生；非继续的觉悟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维持。”如果国民的面貌不改变，“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躺招牌，结果还是一样。”[9]这里对民众“资格”的强调，仍是“新民”思想的延续。
而他在讨论“多数政治”（即西方议会民主制）时仍说：多数政治要实行得好，关键在于“国中须有中坚之阶级”。即“必须有少数优秀名贵之辈，成为无形之一团体；其在社会上，公认为有一种特别资格；而其人又真与国家同休戚者”。以此中坚阶级来“董率多数国民，夫然后信从者众，而一举手一投足皆足以为轻重”。他明言：“理论上之多数政治，谓以多数而宰制少数也；事实上之多数政治，实仍以少数宰制多数。”[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