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预测“文人”将逝之时是在1935年，两年后抗战的爆发更加凸显了读书学习的实用性，越来越少的人还在维持那种对“无用之用”的追求。相反，书生的“百无一用”却成为长期流传的社会认知；即使那些专门化知识的学习者，有时也难逃类似的指责。
一方面，新时代的读书人有着更多的选择，包括真正隐退到所谓的“象牙塔”之中。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历史记忆尚未淡忘，读书人的责任感似乎并未减少——社会仍对他们寄予希望，他们自身也不时会挺身而出。身处过渡时代的新型读书人，面临着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和政治转变，其自定位也始终处于波动之中，更有着超乎以往的困惑。
用郑伯奇的话说：“在白玉砌成的艺术宫殿，而作剑拔弩张的政治论争，未免太煞风景。”[6]传统士大夫本志在澄清天下，其社会定位亦然；而新型读书人却总是徘徊在学术、艺术与政治、社会之间，他们想藏身于象牙塔或艺术宫殿之中，与政治、社会保持某种距离；但不论是遗传下来的传统士人还是新型“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都不允许他们置身事外，所以不能不持续做着“煞风景”的事，始终处于一种“不得不如是”的无奈心态之中，难以抹平内心的紧张。
但更根本的紧张和冲突是，正如清季的“小政府”不得不承担在短期内富强（即退虏和送穷）的大任务，像瞿秋白这样一个似乎没有专长的书生，可能还不得不承担领导“杀人放火”的革命责任。对他们而言，这是某种已经错位但又无法回避的角色。
在瞿秋白看来，那时“最优秀的最真诚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想的分子，始终是要坚决的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的”。[7]但他也坦承“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由于革命实践的急切需要，却不得不让这样的人来充当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就像“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他自己从1923年回国后，就一直在“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8]
“狗耕田”本是特指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中的读书人，若推而广之，似乎也可从这一视角去理解近代新型读书人在过渡时代之中的困窘。而且这一困窘是延续的：近代百余年间，有不少思想和政治的分水岭，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似乎仍未从根本改变其挣扎徘徊于“士人”和“学人”之间的紧张。
原刊《汉学名家论集：吴德耀文化讲座演讲录》，黄贤强主编，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11年8月
[1]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1900年），见《小航文存》，77～8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8。
[2] 本段与下段，瞿秋白：《多余的话》，见《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335～33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3] 冯友兰：《新学生与旧学生》（1918年9月），见《三松堂全集》，第13卷，619～62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4] 这里的“知识”不仅是专业化的，还越来越与“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挂钩，再后来更特别与“技术”挂钩。
[5] 本段与下段，瞿秋白：《多余的话》，见《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335～336页。
[6]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上）》，载《创造周报》第33号（1923年12月23日），3页。
[7]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33年），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 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年），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