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想型的中国传统，皇帝努力的方向是无为而无不为，士人则当致力于无用之用的大用。近代与古代的一大不同，是以前士人追求无用之用，而看不起所谓“文人”；当无用之用失去正当性后，前此的士人之所为，后来却成了“文人”的象征。王照在1900年说，中国“专有文人一格，高高在上。占毕十年或数十年，问其所学何事，曰学文章耳。此真世界中至可笑之一大怪事”！这些“文人”只会“舞文弄墨，袭空论以饰高名”；其“心目中不见细民”，所学皆非于个人生活、社会、国家和世界“必不可少之知识”，当然也不能靠这些人使国家富强。[1]被鄙夷者成为鄙夷者自身的形象，其间的吊诡（paradoxical）意味，的确深长。
而一些近代读书人自身将这一“文人”形象标举出来，有意无意之间却想要借以整体否定读书人。在清代汉学家眼中，“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身与革命的瞿秋白在民国时呼应说：“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他所谓“文人”，乃是“读书的高等游民”，即“书生”的同义词。这些人“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故其“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甚至连学问也没有：“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2]
总之，“‘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从相对长程的眼光看，这岂不正是一个追求“无用之用”的典型形象！然而从晚清开始，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旦退虏、送穷等具体的“用”成为正面的甚至唯一的国家目标，以及检验“道”或后来所谓“学术思想”的标准，原来正面追求的“无为”，就变成了“无用”；不为“知识”而读书的学习，就成为冯友兰所说的“纸片上之学问”；为此进行的所有努力，都只能“壮纸片上之观瞻”。[3]
冯友兰与瞿秋白的政治倾向非常不同，但两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传统的“文”或“书”与象征着现代的“知识”之间的对立与紧张，并同样用后出的现代“知识”来评断传统的“文”或“书”。[4]在新的眼光下，这些号称“知识分子”的文人和书生，“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故对于“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反之，“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甚至作家、革命者，“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也就是对社会“有用”。[5]
瞿秋白承认，他“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古今中外的书都读过一些，然而“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尽管处于一种悔悟的否定心态，瞿秋白其实非常形象地表述出了以前读书人实际怎样“读书”。他也敏锐地认识到其过渡的性质：“‘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瞿氏相信，“再过十年八年，［就］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十年八年”不必是个准确的时间，但确实揭示出一个时代正在消逝。“无用之用”的背后，是“君子不器”的长远追求；当下就要证明自身“有用”于退虏送穷，等于是要求全体“君子皆器”。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过去读书人承担的更多是“远虑”，而将“近忧”让诸专门的技术型人才。如今“远虑”渐被束之高阁，而“近忧”却在咫尺之间。一旦“远虑”被架空，举目四顾，便满眼皆是“近忧”。在退虏送穷的急务纷至沓来之时，“君子不器”的追求也就逐渐转化为“君子不能器”的社会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