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其实承认“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无显明的界线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新与旧“不但在时间上不能截然分离，即在空间上也实际同时存在：同一人数\[类?\]中，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新旧不能用时代划分；同一民族中，各社会各分子思想文化的新旧，也不能用时代划分”。但“客观的自然现象，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抱“改良社会志愿的人”应该关注的是比较“新的和旧的实质上的是非”，可以承认和悲悯这“万有不齐新旧杂糅的社会现象”，却不能“把他当做指导社会应该如此的一种主义主张”来宣扬，否则便是助纣为虐，会误尽苍生。[18]他的意思很清楚：明知新与旧客观上实际不能截然分离，为了“改良社会”也不能不在主观上提倡破旧立新。
蒋梦麟曾说，“新思想是一个态度，这一个态度是向那进化一方面走的”。[19]这真是对趋新派的最好概括，“态度”领先确实是当时趋新者的写照；正因此，就特别强调与对立者不妥协。在此“态度”领先的斗争情绪影响下，有时可能忘掉其所批判的真正目标何在，甚至走到对立一面去。
鲁迅就试图彻底祛除“二重三重以至多重”的思想而达成一种趋新的“一重思想”，这正是清季人已强烈谴责的“定于一尊”的思想“专制”。民初反传统的趋新士人在继承清季人对思想“专制”的批判方面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恐怕还是他们否定传统的最主要思虑之一，然其竟无意中落入他们所激烈反对的“定于一尊”的传统窠臼，真是绝大的讽刺。
同样因“态度”领先，新文化人有时无意中会以双重标准对待新旧双方。前引毋忘关注“旧思想”与“恶政治”的相互关联是不少时人反传统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新文化人始终对此特别警惕，如林纾在小说中稍露对“伟丈夫”的期盼，便引起当时所有新派的关注。[20]钱玄同也说，他本不十分趋新，“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21]乃走上激烈反传统之路。但是，新文化人却并不反对以“好政治”扶持“新思想”：民国元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以政府权力废小学读经，1915年袁世凯政府又恢复之，两皆以政治力量影响教育，而趋新者对后者极为不满，群起而攻之，似很少见到他们攻击前者。
到1936年，日本侵略的威胁已十分直接，北大教授陈受颐仍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民族”的对立和不能共存，他针对当时再次出现的提倡读经等现象说，“我们唯一路向是往前走，是自新。‘敝帚自珍’的态度是于‘空前国难’毫无补益的”。他以新的术语重申梁启超和鲁迅的话：要“想保存旧文化，先要旧文化能保存我们”。在他看来，民族是“青山”，而文化是山上的“柴”，有青山即不患无柴，“只要民族康强前进，将来自有超越往古的新文明”。[22]
新文化人之所以有这样超乎寻常的自我批判能力，在国难当头时还可以如此激烈地反传统，并公然认同于西方而没有多少内心不安，因为他们自觉其正在为中国再造文明，面向着一个光明的未来。[23]这样一种乐观心态是以摒弃往昔为基础的，陈独秀在1916年初提出，在新的一年里要“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他的愿望是什么？即获得“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和“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可知陈氏此时尚不脱清季民族主义的思绪。但他强调：“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24]去年即成“古代史”，其“除旧布新”的坚决真可谓前所未有。
[1] 参见本书《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
[2] 这只是就倾向性大体言之，特定人物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论述未必皆可纳入这样的类型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