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后来总结新文化运动说，时人因辛亥鼎革后“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想象的传统压力和时人认知中传统的整体性导致话语权势的争夺也成整体性的，不仅要主动进攻，而且明知对方未必错也不能有丝毫示弱，以避免一退就全输。梁启超注意到那时“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10]而鲁迅即以易卜生这一新权威所说的“Allornothing”（他自己的翻译是“全部，或全无”）一语，相当形象地表述了时人认知中现代与传统、世界与中国的整体性对立。[11]
梁启超这一总结的确切性可从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的类似表述中看出，陈氏认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传统既然是个整体，就必须全面反对。即使孔教并非“无一可取”，也不能不彻底否定之。且孔教“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盖“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若“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12]据陈独秀的思路，孔教之不能不“非”其实产生于欧化之“是”。
类似观念那时相当流行，一般都认为中国学问主通而不主专，如傅斯年晚年即说“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而“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13]可是他的同学顾颉刚在1923年却认为，“中国的社会和学术界看各种行业、各种学问、甚而至于各种书籍，差不多都是孤立的，可以不相谋，所以不能互相辅助以求进步”。[14]两人的看法适相对立，中国学问既不“专门”而又“孤立”，且都造成不“发达”或不“进步”，两方面或皆可举出一些例子，到底还是有点矛盾。其实他们可能都是以西学为坐标在对照，“专门”要像西学那样分科，相通也要像西学那样有“系统”。这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西学为“是”，中学便不能不“非”。[15]
鲁迅也认为新旧不能调和，否则就像今人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合开饭店，“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他引用黄郛关于中国人开新而不弃旧的“二重思想”后说，“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16]其实中国“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的情形正是实况，而试图“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只能是理想。鲁迅和主张“旧染不去，新运不生”的黄郛，大致都存一种新旧不两立的“Allornothing”心态。
在鲁迅看来，清季的“中体西用”之不能成立，正在其体现了一种折中中西的取向。晚清学外国“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这不过“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但“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企图“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是不可能的。而且“外国的新事理，却愈来愈多，愈优胜，‘子曰诗云’也愈挤愈苦，愈看愈无用”。[17]结论很明确，新旧中西不能调和，中学又不敌西学，中国只有西向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