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是中国的传统，历代士人看重历史并不仅仅是回向往昔，而往往着眼于“现在”甚至将来的天下（国家、人民以至文化）。最典型的是黄金式的“三代”被赋予各式各样的丰富含义，许多立说者未必真是在理解“三代”，恐怕反是对现实有所不满，以神游旷古之法表述其对社会、政治的理想境界，在思路上类似于章太炎所说的复古即是禔新。[9]在这一点上，清季的重建“国学”者和民初的反传统者基本继承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无论是清理学术源流还是反传统，他们关怀的其实都是当时或将来的国家、人民和文化的地位。[10]
从历代士人赋予“三代”的丰富含义看，对“过去”的认知实际也充满想象的成分。陈训慈后来说，“西国浅学之士，往往因吾国现时之不竞，忽忘其过去之事迹”。[11]这一倾向同样体现在不少近代中国士人的身上，则中国“过去”实际是在为其“现在”的失败承担责任。部分或因“西方”已取代“三代”成为美好想象的载体，近代人多视本国之“过去”为已知，故将想象的“特权”赋予那未知的将来。
许华兹（BenjaminSchwartz）以为，“当民族—国家处于衰亡之时，那儿的民族主义者就很难在往昔的民族旋律中去寻求价值，因为那与民族富强的需求背道而驰”。[12]对很多中国士人来说，由于未来必然是或至少可能是美好的（即可能类同西方），本民族固有之文化是否保存已不那么重要，从传统中寻找不足（而不是光荣）以摈除或改进这样一种“反求诸己”的取向不但不那么可怕，而且简直成为走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对五四人而言，全面反传统似成为国家民族得救的必须，这也有一个逐步发展扩充的进程。
[1] 张先生认为，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如果不“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特别是经过“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世界的通用性”。他由此看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中国历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这一宏大问题非常值得进一步思考。参见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见氏著：《中国青铜时代》，第二集，131～14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另见徐苹方、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载《燕京学报》新6期（1999年5月），8～16页。
[2] 当然，夷夏之辨本身也有开放的一面，其主流是以文野区分夷夏；一旦西方文明中国野蛮的观念确立，夷夏之辨的观念也可以为同化于西方提供理论支持。参见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见《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35～60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
[3] 章绛：《原学》，载《国粹学报》第6年（约1910）第4期。按该报按栏目的类别分页，我所用者有的是原初分册本，有的又是全年分类重装本，难以统一，故不标页；时间则依原刊惯例写明第几年，每一年首次出现时注明大致相应的公元年份。
[4] 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见陈平原选编：《章太炎的白话文》，67页，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
[5] 参见《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650页，人民出版社，196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4～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中西文化的这类差异似乎导致了对空间和时间的不同侧重，前引鲁迅所说的当世矛盾，本来包括时间上的古今和空间上的中外，从飞机、机关炮到人道主义和美育，在那时的中国都是鲁迅爱说的“舶来品”，但他眼中所见则只有“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这一“时间中展示的多样性”，并无任何空间的差异。这固然有清季以来中国士人以“新旧”置换“中西”而模糊文化认同的苦衷（这一努力本身也是以时间概念置换空间概念），无意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注重时间的历史眼光。而中国传统对“空间”向来不够认真，有时更采取一种“虚拟”的态度，即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也。前引“夷夏之辨”那以文野区分夷夏的主流，也表现出对具体居住区域的相对忽视。
[6] 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见《章太炎的白话文》，67页。
[7] 本段与下段，杜亚泉：《接续主义》（1914年），见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130～13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有意思的是，被不少人以为偏于“保守”的杜氏特别指出这一“接续主义”出自“德儒佛郎都氏所著《国家生理学》”，这在当时恐怕主要不是要遵守学术规范，而更多是希望借“德儒”以增强其说服力。
[8]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章太炎全集》（4），35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9] 章太炎语引自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176页，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
[10] 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1] 陈氏因而主张“吾人不能不一据事实，一溯其先哲之业，以与他邦之发达相较证”。参见叔谅（陈训慈）：《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载《史地学报》2卷3号（1923），5页。
[12] BenjaminSchwartz,InSearchofWealthandPower: YenFuandthe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UniversityPress, 1964, p.20.此书有中译本，许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引文在18页，与拙译稍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