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研究倾向或者也是西潮影响的产物。张光直先生前些年提出，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特性是断裂的或突破性的，而中国（甚至更广大的非西方世界）文明的发展特性是连续性。[1]他所讨论的是长时段的文明发展，若依其观念退而观察相对短时段的现象，则近代中国的“西化”可以说相当彻底。以西方观念为世界、人类之准则并努力同化于这些准则之下是相当多中国近代学人普遍持有的愿望，并有着持续的努力。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少士人试图切断历史与“现在”的关联。
对于曾经长期强调“夷夏之辨”的中国士人来说，主动同化于西方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彻底的激变。[2]且中国传统素来比西方更注重史学，这也有其各自的文化渊源：章太炎指出，中国文化“不定一尊，故笑上帝”。[3]由于注重人间俗世，因而也就重视史学，故“孔子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什么教主。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4]太炎所针对的，是康有为等试图树立“孔教”的尝试和努力，而康氏此举的思想资源，恰是西方的基督教。
在西方，恩格斯注意到，在基督教神学观念影响下，史学曾长期不脱“天国史”的阴影，史事既成神的启示，历史本身自然失去意义。后之哲学家黑格尔已算很重视历史，但在其眼中，“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甚至自然界也“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与此相类，18世纪的欧洲唯物主义也因“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从而形成一种“非历史的观点”。所以恩格斯在1844年还强调要注重“人的启示”，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5]
对章太炎来说，历史意味着一个从过去到未来的时间发展过程：“过去的事，看来像没有什么关痛养，但是现在的情形，都是从过去渐渐变来。凡事看了现在的果，必定要求过去的因，怎么可以置之不论呢！”[6]后来杜亚泉以发展的时间观念诠释“国民”，并与具体的空间相结合而予“国家”以相当宏阔的时空界定，他以为：“国家者，国民共同之大厦。我国民生于斯，聚于斯，而不可一日无者也。且国民之共同生聚于斯者，不仅限于现代之国民而已，其先我而死、后我而生者，亦皆赖此以生聚。故国家非一时之业，乃亿万年长久之业。”[7]
既然“广义”的国民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与现代之人民，相接续而不能分离”，则“国民对于国家”，不仅有“改革其政务，更变其宪典”的权利，且在行使此权利时，“对于从前之国民，及今后之国民”，应担负“道德上之义务”；必“对于从前之国民而善为接续，对于今后之国民而使其可以接续”。换言之，国家成为“亿万年长久之业”，依赖的是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国民对于国家之接续”。小到个人，“推而至于家庭，推而至于团体，亦皆赖此接续主义以存立”；甚至“人之所以为人，正欲使此接续主义之不至丧失耳”。
章太炎早就从中国传统最为注重的人禽之别的高度来论证类似的历史眼光，他强调：“人类所以异鸟兽者，正以其有过去未来之念耳。若谓过去之念当令扫除，是则未来之念亦可遏绝，人生亦知此瞬间已耳，何为怀千岁之忧而当营营于改良社会哉？”[8]若中国这一国家处在一个发展的进程之中，“现在”便是连接未来和过去的一点。无论未来多么光明、过去多么黑暗，任何“现在”以及“未来”之中都蕴含着已逝而挥之不去的往昔，反之亦然。必注重事物继往开来的发展一面，才凸显出当下社会改革的“深远”历史意义。所谓“千岁之忧”，正对应着国家可否为“亿万年长久之业”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