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梁启超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恰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人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给其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另一方面，很多新式读书人确实希望做一个疏离于政治和社会的专业学人，而近代又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国家一旦有事，他们大多还是感觉到不得不出的责任：少数人直接投身于实际政治（包括政治革命），多数人则不时参与议论“天下事”。
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此即最能体现。[5]不过，常乃惪已说：“一种文化，当其主要之一部分改变之后，纵然其他部分仍然保留，就全体的见地言，已经不与旧时相同了。”[6]既处于经典淡出后的语境之中，这种旧事物的复出，更多是一种无序的再现，带有似是而非的特点。不仅从全体着眼已不同，就部分本身言也未必同。如麦金太尔（）所说：许多被继续使用的关键性词汇，仅仅是先前概念体系的断裂残片，未必完全表现着这些术语曾有的含义。[7]
术语如此，行为亦然。时代背景既然与前不同，那些参政或“议政”的读书人总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仿佛离了本行，往往不免带点欲语还休的意态。
[1] 参见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原文是：“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张之洞：《劝学篇·序》，见《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545页。
[3] 常乃惪：《再论整理国故与介绍欧化》，载《民国日报·觉悟》，1928年4月19日，2版。本文及下引常乃惪文承北京大学历史系梁心、薛刚同学协助查核。
[4] 本段和下两段，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3～20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5]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常乃惪：《与王去病先生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续）》，载《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8年4月13日，2版。
[7] , AfterVirtue: AStudyinMoralTheory, NotreDame, Ind.: 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 2nded., 1984, pp.1-3.此书有中译本：《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参见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