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部分或许为了填补经典淡出之后的空白，清末民初出现一个新兴的流行词汇，即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思想”（而非“学术”和“思想”相加而成的混合词）。[1]不过，今日意义的“学术”和“思想”本身，同样是近代的新兴流行语，常常指谓相关然而有别的两个概念。结果产生一种连带的现象，不论是菁英还是身处边缘的近代读书人，往往一身而兼有“学人”和“士人”（大体可以说是学术与思想的载体）两种身份认同，又始终徘徊于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
这大概也是过渡时代之中一个过渡现象。相对抽象而意义中立的“学术思想”，其实很难承袭以前经典所具有的指导性社会功能，但又被赋予了类似的责任，似乎不能不扮演着某种指导社会的角色。这样，不论是整体的“学术思想”，还是分别的“学术”和“思想”，作为其载体，读书人的社会角色都可能需要重新界定、重新认识。读书人的社会形象，也发生着某种转变。而读书人的行为，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
这里所谓读书人的“社会责任”，也是用一个后出的词汇来泛指外在于“学”的各种责任，包括从政议政。在以前，这类责任与读书治学本无冲突。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政与教息息相关；用张之洞的话说，国家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2]昔年的士人，不论是否用世，都像躬耕陇亩的诸葛亮一样，随时为“澄清天下”做着准备。
民初人或许受到近代西方出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学人之分的影响，开始提倡学者最好不做官也不论政的取向。但西方也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上述中国传统观念仍影响着众多读书人（包括其中的趋新者）。身处过渡时代的读书人，确常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两种身份认同之间，有时欲分，有时又感觉难以切割为二。
以前的士人是进退于江湖和庙堂之间，虽然也有所谓乡曲陋儒，但若以理想型（idealtype）的方式表述，则士人进退之际，基本保持着“天下士”的胸怀。与之相比，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之间，已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不过，传统的现代影响，仍处处可见。从清末到民初，始终有人感觉读书人若是“为学问而学问”，就未曾尽到对国家民族的责任。
常乃惪在1928年就抱怨说：胡适推动的整理国故，未能给“中国现代的国民”以正面影响。像《红楼梦考证》一类著述，“试问对于20世纪中国人有何大用处”？他强调：“‘无所为而为’的治学精神也未尝没有道理，但那是承平之世的勾当；在乱世的学者，应该是抱‘为人生而研学’的态度才是。”[3]常氏很清晰地看到了“无所为而为”本是传统“读书”的精神，甚有所见。他说那是“承平之世的勾当”，要“为人生而研学”的态度才是乱世的学者所应有，同样有启发。
在清季民初的过渡阶段，遗存的士与新生的知识人共存，那两三代读书人的心态和行为，常有相互覆盖的现象。从梁启超到胡适再到常乃惪，其年龄大体都只有半个世代的差别，但在一般认知中，往往被视为三代人。其身上的过渡特性，也的确展现出某种层次感。由于科考内容的转变，清季最后一代社会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态上与传统的士已很不一样，反与中国最早一代的知识人颇多相近之处。另一方面，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知识人，其社会存在虽基本相同，其心态和行为的差异，也与上两代人相类。[4]
“士”与“知识人”有一个根本区别，即知识人可以停止在议政阶段，做“社会的良心”，甚至可能“回到故纸堆中去”；但对真正的士来说，学问本是为政治而做，“澄清天下”同时落实在“人心”和“世道”两方面，不仅要做“社会的良心”，也一直有着“待时而起”的心理准备，随时可以参与实际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