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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藉他力”而能“实至名归”，虽是治学的正途本分，做到并且不逾矩却极难。因此近代学人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间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所谓“时势造英雄”和“渊源有自”[7]，均须凭借外力。这也是社会时政影响于学术的变相。既然学人的成名之道并不由于学术本身，则判断其在学术史上的位置也不应依据其地位或名声。要想了解近代学术的历史，除了阅读学者思想的记录即其学术著作外，不能忽略学者作为社会历史人物、由其行为活动刻录下来的多种史实。在具体而综合地考察各种流派和人物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这些学派和学人的历史地位自然随着时序流程而适得其所，学术发展的轨则也就由对其成败得失的心领神会得以凸显。

由术得名，必须因应时势，则学者不能沉潜于学问，随波逐流，以趋时骤然成名者往往也容易过时。而学人对于自己学术目前的失势较可能的失传更为关心，博得时名常常与失去清誉结伴而至。钱穆曾对弟子批评：“近人求学多想走捷径，成大名。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8]又说：“为学标准贵高，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若先以卑陋自足，则难有远到之望。标准之高低，若多读书自见。所患即以时代群趋为是，不能上窥古人，则终为所囿。从来学者之患无不在是，诚有志者所当时以警惕也。”[9]等而下之者不必论，就连钱穆相当推许的梁启超，同时人也指其“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又以正义之见，不敌其名利之念。晚年讲学，尤好揣摩风气，儒墨汉宋，佛老科玄，时时改易。前之以识见文字转移一代风气者，卒乃行文之末，亦随人为转移”。有鉴于此，“益叹先哲学必立本之义为不可易也”。[10]

“学必立本”即先识大体，必先对所治学问的“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有本不依或无本可据，则难免偏离正轨，极易流于“以钻隙觅间寻罅缝找漏洞代求知识”[11]。而这种“为局部的研究”的“走偏锋”，正是光宣以后正统考据学复兴的大势所趋，其动机和目的在于千方百计超越前人。民国以来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和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不仅欲突过古人，还要赶超域外。而在西学的冲击之下，中体动摇，作为中学纲领的经学解体，取而代之以史学为中轴的国学又继而分崩离析，中学已是无本可据。至于西学方面，也是急功近利，各取所需，不求本源，形成有本不依。学术的既有途辙已失，而新的规矩待立，失范现象比比皆是。

1924年8月15日，章太炎在《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撰文批评学界时流“废其坦途，不以序进，以失高明光大之道”，“所谓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横潦，其不可恃甚明”。结果以史学为主的文科“学弊”有五：“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二曰因疏陋而疑伪造”，“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四曰审边塞而遗内治”，“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此意一个月前他在南京教育改进社年会上以“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为题做过演讲，旨在批评中国教育界忽略史学，因而不能保存国性，发扬志趣，使志趣与智识并进。两文相较，五弊的大要一致，但顺序略有差别，阐释也不尽相同，后者依次为取文舍事，详上古而略近代，详于域外而略于内政，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因古籍之疏漏而疑为伪造[12]。将两文参阅，方可了解章太炎的真意。所说各节，确为民国学术偏向的大端，其影响至今依然根深蒂固。

“取文舍事”指归有光、方苞等文辞派评点《史记》《汉书》，以事实就文章，忽视史书的实录本质，易为文章而捏造事实，旨在进一步肃清桐城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