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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风与学风互为表里，世风不良，则学风难纯，反之亦然。诚如金毓黻所说，学者求一“没世不可知之名”，本来无可厚非。但何为学者应有之名，似乎在见仁见智之列，而且既有得名之心，以及有名与否与实际利益密切相关，则势必以学问为手段而非目的，得名之道难免求诸学问以外而呈“多元化”趋势。民国政治黑暗，纯粹以政客之功名，难以显著于学界乃至社会。影响民国学术界至为广泛深远者，主要是由传媒鼓动、播布思想的政论。钱穆后来总结民国以来学术与时代脱节的情形，认为“此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乃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3]而通过传媒鼓动社会者，多数仍是大学及研究机关的学人。文以载道之下，学者往往兼作文人，近代则思想导师与学界闻人相辅相成，以为成名捷径。向新文化运动别树一帜的“学衡”派，不满于新文化派故意鼓动大众，批评当时学者专营“术”而忽视“学”。柳诒征认为：

学者产生地有二种，实验室、图书馆一也，官厅、会场、报纸、专电、火车、汽车二也，前者有学而无术，后者有术而无学，潮流所趋，视线所集，则惟后者为归。故在今日号称不为官吏，不为政客，不为武人，不为商贾，自居于最高最纯洁之地位之学者，其实乃一种变相之官吏，特殊之政客，无枪炮之武人，无资本之商贾，而绝非真正之学者。官厅所见此等学者也，会场所闻此等学者也，报纸所载此等学者也，专电所登此等学者也，终日奔驰于火车汽车而不息此等学者也，主持教育主持学术为学界之讬辣斯此等学者也。此等学者愈多，教育愈坏，学术愈晦，中国愈乱，乱而学者之术愈进步。[4]

不求学而但求术，也就是借助时会，假手功名之谓了。柳氏呼吁学者“舍术而求学”，但如果社会乃至学术界均以成名与否判断学人的学术地位，则由“术”成名易，以“学”成就难，一般人明知名实不符，也会反治学之道而行之，舍学而求术。而由术得名者，必以术固其位，长此以往，循环反复，本末倒置，反而成为学术界的天经地义。这样的偏见不仅左右当时学人的从学之道，也影响后世学人的回顾目光。判断近代学术史上派分的主流与否，多少依据从众的声势，而非实际的贡献。换一角度看，主流或许刚好是误入歧途，偏离了治学的轨道。

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断言欲中国学术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5]以学术为目的，不仅包含不以学术为论政的手段，也包含不以政论为成学的工具，也就是陈寅恪所说不借时会之助，而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学界乃至社会以此类学人为国老儒宗加以尊礼，方能显示中国的学术文化真正走上正轨。可惜近代政治腐恶，社会动**，学人不得不承担领导思想，指引社会的重任，其与政治不能绝缘，就有不获已之缘故。此为国家之不幸，非仅学人之不幸。[6]不过，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学术往往反激而成盛局，其中学人遵循学术本来轨则，为内在要因。而不借时会，实为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