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1942年，陈寅恪为杨树达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作序，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肺腑之言：
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共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著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如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而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嘉之兆也，又何叹哉？又何叹哉？[1]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借表彰杨树达而感叹时遇，寄望将来。作者本来悲观情绪较重，于战乱之中有这样的美好憧憬，是以“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为信念。国家但有安宁之日，理当奉此辈为国老儒宗，供于京师太学，以弘扬华夏文化。这不仅是对学术文化前景的期望，也是对国运兴盛的祝愿。
战乱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学术渐上轨道的趋势被打断，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不过，战后的恢复与发展也并未完全如陈寅恪所寄望，国老儒宗依然不得其位。个中原因不能仅仅归咎于战乱。与杨、陈“同时辈流”，大都“假手功名，因得表见”，其肥瘠荣悴，显然不同，难易得失，也极易分辨。然而正因为此，社会人心，风气不正，则趋炎附势，避难就易，适为凡人之天性，而非民族之理性。1920年7月，北京大学毕业而栖身政界的金毓黻在日记中写道：
今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其故在为政客者，一旦斧柯得假，则高下在心，用舍由我，权位以此而崇，功名由之以盛，加以宫室之美，妻妾之奉，穷乏得我，在己既足自豪，人亦从旁艳羡，此为政客者所以日多也。至若为学者，其性恬淡，其志清明，其行苦卓，非有确立不拔之操，遁世无闷之想，即令有志力学，或夺于外诱，或止于中慑，必致中道而画，尽堕前功。呜呼！学者之所以默相证慰者，没世不可知之名耳。设并此而无之，人更无愿为学者矣。……古人有恒言曰，古人著书，大抵忧愤之所为作也，诚哉是言。吾国学者，千古一辙，至今日犹然。章太炎氏之学，精约独至，前无古人，考其成功，乃在流离颠沛之时，迫而后出，亦缘忧愤。及至近三五年，处境渐亨，著述之业，转见衰歇，间有言论，乃近政客。章氏如此，余子可知。新会梁氏，近年亦鲜少宏著，是知学者事业，非由饥趋势迫，必难终业。旁征西土则异是，彼邦学者，位居政客职官之上，国家尊崇特至，社会宾敬极恭，无吾国学者之苦卓，而有一世之乐，百世之名，胸襟淡泊，志趣高尚之士，孰不乐为此，西土学者所以日多也。[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