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章门弟子，与反对新文化派的黄侃当然势不两立，和与时俱进的其他诸人如二沈三马、钱玄同、朱希祖，以及周氏兄弟，在许多方面还是同道，不能因为学术主张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太炎师徒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各异，在学术领域则互为应援，弟子离不开先生国学大师的大纛，先生也需要几大天王的拱卫。直到1932年章太炎北游，讲学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其弟子依然执礼甚恭，随侍左右，为之口译笔书。钱穆见“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知风气转移非朝夕之事。[14]正因为此，与太炎学派关系很深的胡适和顾颉刚，始终不敢与之公然作对。
趋新本来是太炎学派的特色。杨树达记：太炎弟子之一的吴承仕“近日颇泛览译本社会经济学书，闻者群以为怪，交口訾之。一日，一友为余言之。余云：‘君与余看新书，人以为怪，犹可说也；若检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15]不过章门弟子的趋新之道，一则被所参合的旧学牵制，二则为所取舍的新学引导，与胡适等人并不完全同调。双方为了求同，只好存异，观念分歧便为组织协调做了牺牲。胡适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起草《〈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为“新国学”的研究纲领，要代表全体说话，不得不暂时搁置“疑古的态度”，并且不再急于“评判是非”。[16]
傅斯年要树立史学革命的大旗，必须斩断人脉的联系，才能无所顾忌地否定前人，否则观念上难免代表全体的尴尬，人事上也会受到各种牵制，史学革命难以收效。因此，《旨趣》的锋芒所向，其一是指责“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指柯劭忞、屠寄和清史馆的那批老辈学者，其二便是痛斥“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旨趣》的矛头公然直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执笔的胡适却不以为忤，后来甚至认为与自己同年发表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异曲同工，则他很可能知道傅斯年的用意实在于反对其中太炎学派的主张。
公开否定章太炎的学术成就，不仅有助于学术上与之划清界限，更重要的是组织上便于将太炎门生打入另册，以免人事纠葛。北大出身的傅斯年与太炎学派关系相当深，“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朱家骅后来聘请既无学位又无任教资历的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学文史科及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史学等系，还渊源于1917年沈尹默向他当面赞许傅的“才气非凡”。[17]毛子水说傅斯年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这在情理上有些牵强，除非傅氏决心不受这些老师辈学人的束缚干扰，史语所组建时就基本不接纳直系的章门弟子。
不仅如此，1934年，蒋梦麟与胡适联手解决北京大学国文系浙人把持的问题，解聘林损而保留马幼渔，并以一年干薪和名誉教授换取后者默认，傅斯年闻讯，“深为忧虑不释”，认为数年来国文系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以马为罪魁，希望一齐扫除，不留祸根，并自告奋勇，“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傅斯年担心“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18]，则太炎学派在学术界的声势仍然令人生畏。不做根本颠覆，其史学革命如何改朝换代？
[1] 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当代》第116期，1995年12月。
[2] 《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三册，523～524页。
[3] 朱希祖：《新史学序》，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3卷，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