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觉悟，应是到欧洲后受其学术文化熏陶的结果，因为“近代欧美之第一流的大学，皆植根基于科学上，其专植根基于文艺哲学者乃是中世纪之学院”。进一步讲，“牛津剑桥以守旧著名，其可恨处实在多。但此两校最富于吸收最新学术之结果之能力”。“而且那里是专讲学问的，伦敦是专求致用的。剑桥学生思想彻底者很多，伦敦何尝有此，极旧之下每有极新，独一切弥漫的商务气乃真无办法。伦敦訾两校以游惰，是固然，然伦敦之不游惰者，乃真机械，固社会上之好人，然学术决不能以此而发展。”[5]他虽然将北京与上海、北大与清华比附于剑桥与伦敦，实则在剑桥与北大之间，后者只能扮演“伦敦”的角色。而朱希祖在史学系的课程改革，虽然以学术为目的，结果很可能如胡适在哲学门的作用，仍是朝着议论的风气，供给社会舆论者居多。况且这种改革其实是延续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以来一脉相承的路线。
就史学革命本身而言，后起的重建派显然也有针对疑古派的意向。如果以顾颉刚和傅斯年为史学革命两大流派的领军人物，其学问的渊源和个人的关联其实相当密切。两人都是胡适的学生，其间胡适还时常将二人加以比较，不能不引发二人的争胜之心。傅斯年一旦决心踏足史学，欲别树一帜，首先就必须与顾颉刚的“古史辩”立异。[6]不过，就《旨趣》而论，虽然这时傅斯年已因种种观念和办事风格的分歧与顾颉刚发生公开冲突，所针对的对象并不只是仍然同事的顾颉刚，甚至主要不是顾颉刚。尽管1924年至1926年间远在欧洲的傅斯年认为顾颉刚已在史学上称王，其他人只能臣服[7]，但这只是同辈人之间的排列。以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论，因《古史辩》而博得大名的顾氏，学术地位骤然飙升，厦门大学的聘书也由教授换成研究教授，可是在全国范围看，中国文史学界的主流仍然是太炎门生的一统天下，连挟新文化运动余威的胡适也不得不退避三舍。顾颉刚本人即认为自己在厦门大学国学院与鲁迅的矛盾并非要“排挤鲁迅们来成全自己”，其争胜之心“要向将来可以胜过而现在尚难望其项背的人来发施。例如前十年的对于太炎先生，近来的对于静安先生”。[8]心高气傲绝不在顾之下的傅斯年，心底当然会有与顾氏争胜之意，但如果悬此为的，立意就不免等而下之了。
以《旨趣》撰写之时的情势论，王国维刚刚故去，章太炎虽然在新文化派的眼中已经落伍（学术上是否如此，另当别论，至少其他派系的人并不这样看），其为数众多的弟子门生却各有所成，依然占据南北学界的主导地位。而且无论观念派属的新与旧，对章太炎均保持恭敬与尊崇。尤其在社会上，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国学运动盛极一时，而享誉大江南北的国学大师，仍以章太炎为泰山北斗。1922年10月，《中华新报》出版纪念增刊称：
太炎先生国学泰斗，一代宗匠，吉光片羽，海内争诵。……顷者整理国故之说大倡，而率无门径。兹存先生特为本报纪念增刊撰文一首，示国人以治学之津梁。此文之出，足使全国学界获一贵重教训，固不仅本社之荣幸已也。[9]
则整理国故虽由胡适等人倡导，治学津梁仍需章太炎来指示。整理国故如果没有章氏门生的响应乃至主持，不易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反响。如果说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太炎弟子还只是偏师，那么在整理国故这一领域，章门则至少分享领军作用，连胡适对他们也要礼让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