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当代学者所说：“相对于清代以前的传统，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一种崭新的新史学，不论观念、方法或写作方式都达到革命性之改变的地步。”[1]“新史学”的概念，虽然梁启超早在1902年已经提出，但梁立论的角度显然主要在于政治而非学术。王国维早在1905年就对中国思想界以学术为政治手段的时尚表示异议，批评“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并且点名指责《新民丛报》关于康德哲学的论述（梁启超作）“其纰缪十且八九也”。宣称：“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2]没有20世纪20年代的史学革命，新史学很难产生学术硕果。
在梁启超之后，“新史学”的口号不断被提起，作为与前人或同辈划界的标志，相同的概念之下，内涵却有极大的分别。所谓“新”，大体是由“西”衍生出来，西学的不同流派，便成为国人推陈出新的依据。所以，近代中国文化学术之新，并不依照欧美本来的时序，结果立异往往是创新的变种。1920年何炳松在朱希祖等人的鼓励下翻译鲁滨孙（Robinson）的《新史学》，主张的是“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历史家“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去试验他们一下”。[3]这的确是欧洲学术发展的崭新趋向，其背景是语言文献学派日益成熟，并长期占据主导位置，在大量既有史料被批判性鉴别和运用，以澄清和重建史实之后，有必要进行新的归纳以及开辟新的视野。而在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的提出，甚至还在严格的学术研究尚未脱离清学的框架之前。其主要需求之一乃是大学历史课程讲义的编写和教学的实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察，社会科学化远非当时中国学术界所能承受。因此，当20世纪20年代史学革命发生时，无论是中期顾颉刚的“疑古”，还是后来傅斯年的“重建”，所依据的外来学术思想资源都不属于社会科学的路线。
不仅如此，后来的史学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针对前此的“新史学”而发。1920年8月，留学欧洲的傅斯年曾致函胡适，抱怨在北大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此说看似仅仅批评旧学者，至少学人多持此解，其实更主要的是指责新风气。他告诫胡适，“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希望北京大学里造成一种真研究学问的风气”。傅在北大，受胡适影响最多，“止于批评”的学风的形成，胡适难辞其咎。所以傅斯年犯颜直谏：“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请胡适勿为盛名所累，“期于白首……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4]。傅斯年这封支支节节、不能达意的“私信”的含意，在两个月后致蔡元培的“公函”中讲得更清楚，他说：
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这并不是我不满之词，是望大学更进一步去。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供献接着，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