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胡适、梁启超等人鼓吹戴震的纪念活动早已在报刊上炒得沸沸扬扬，王国维对此似无异词，没有很不赞成“称颂戴震及‘戴学’的态度”的意思，更不要说一反常态地攻击戴震的人格。1924年1月的纪念会，朱希祖的讲演虽与王国维意见相左，但属学术见解分歧，不致令后者大动肝火。王国维的不满也似乎并非针对朱希祖。[18]他撰《戴校水经注书后》讥弹戴震，应当不到“痛骂”、“最严厉的抗议”和“最严厉的控诉”的程度。但在7月王国维因大宫山宣言而辞职撤稿之后，事情便根本变化。王致函沈兼士、马衡，已指责其不明事理，发文痛骂戴震，也隐含言外之意。了解此案全部过程曲折详情的胡适后来一再指责王国维等人“大动了火气”，“痰迷了心窍”[19]，或为实情。只是令王国维动气的缘由不止一事，而且主因并非如胡适所指的纪念称颂戴震。这样，即使王国维真有借戴校《水经注》案指桑骂槐之意，所影射对象也不是胡适。因为胡适虽然赞成由民国接收清宫古物，却不惜触犯众怒，公开要求保护清帝安全以及将清室财产公平折价。[20]这应当博得王国维的好感。因此，王国维在受聘清华国学院一事上，对胡适相当信任。1924—1925年间，胡适为编辑《词选》研究词的起源，与王国维多次通信讨教，似为两人关系最密切的时期。[21]否则，胡适再大气量，也很难若无其事地与之保持良好交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40页。
[2] 《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26日。
[4]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85页。
[5] 吴泽主编，刘寅生、袁光英编：《王国维全集·书信》，234～235、312～313、323、326页致罗振玉、马衡等函；袁光英、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319页致马幼渔函。因王国维拒不应聘，国学门筹建时本来只拟聘请罗振玉为考古学研究室通信导师（《北京大学日刊》第968号，1922年2月27日）。后增聘王国维，有人说是胡适的建议（《王国维年谱长编》，343页）。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称：1924年4月6日王国维致书蒋汝藻告以北京大学研究所欲聘他担任主任，而不愿就（131页。函见《王国维全集·书信》，394页）。实则是函所指为日本所谓东方文化事业计划中的北京文科研究所主任。
[6] 王熙华：《顾颉刚致王国维的三封信》，《文献》第15辑。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38页。
[8] 郑良树编著：《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37～38页；刘起：《顾颉刚先生学述》，283～2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王国维虽然称二人“为学尚有条理”，“亦能用功”，却认为“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吴泽主编，刘寅生、袁光英编：《王国维全集·书信》，325页。
[9] 《学问の思ぃ出——桥川时雄先生を围んで》，《东方学》第35辑，1968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318页。
[10]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353～356页。
[11] 《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北京大学日刊》第1514号，1924年8月9日。
[12] 吴泽主编，刘寅生、袁光英编：《王国维全集·书信》，407页。
[13] 《北大请禁溥仪拍卖文物》，《晨报》，1924年9月23日。
[14] 《王国维遗书》第三册，482页。
[15] 《胡适日记》手稿本。
[16]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12月18、19日。
[17] 《读书杂志》第17期。
[18] 其间王国维与朱希祖还相互交换有关书籍和研究心得。1924年3月25日王致函马衡，告以“明抄《水经注跋》又增入抄本胜处一则，（共三纸，附上。）请转致逖先兄，并请其饬人将原书取去”。吴泽主编，刘寅生、袁光英编：《王国维全集·书信》393页；1925年1月5日胡适致函王国维，称：“朱逖先〔先〕生甚盼先生校后为作一跋，特为代达此意。”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353页。
[19] 1944年1月7日《致王重民》，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943页。
[20] 1924年11月5日《致王正廷》，1924年11月28日《致李书华、李宗侗》，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345～346、349～350页。
[21] 《词选自序》《词的起源》，《胡适文存三集》，997～102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另参《胡适书信集》上册致王国维各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