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王国维的《书戴校水经注后》一文并未如期在《国学季刊》登出。1924年7月，清室载洵在所占北京西山大觉寺南的大宫山拆塔建园，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闻讯，认为该塔为明代建筑，应当保存，先后派顾颉刚、容庚、徐炳昶、李宗侗等前往调查，并发表宣言，除呼吁亟起阻止外，鉴于该地为溥仪在民国年间私赠载洵，要求请法学专家讨论溥仪私占官产古迹的处理问题。[11]王国维阅报大为激忿，致函国学门及考古学会负责人沈兼士、马衡，表示抗议之外，要求取消导师名义，并撤回胡适索去的《书戴校水经注后》等文。[12]北大方面没有因此而妥协让步，1924年9月，报载清室因经费不足，欲拍卖大批古董宝物给外商，北大国学门委员会函请“将此事提出国务会议，派员彻底清查，务须将盗卖主名者，向法厅提起诉讼，科以应得之罪，并速设法将故宫所藏之器物，悉数由民国收回，公开陈列，以供众览”。[13]两个月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并将古物收归国有，交民国政府保管，北大的公意不无作用。
对于北大的穷追猛打，王国维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他殉死不成，1925年6月，将《书戴校水经注后》标名《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连同相关数文冠以《水经注跋尾》总题，刊登于《清华学报》第2卷第1期。王国维特意署明写于甲子二月，其间是否因上述事件而动了正谊之气，影响及于论文的内容，已不可考。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对于戴震哲学的看法，开始很可能还受到王国维的启发或支持。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撰写了《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认为清代汉学大行，从前谈程朱陆王者屏息敛足，不敢出一语。乾嘉学术与东汉比隆，“然其中之钜子亦悟其说之庞杂破碎无当于学，遂出汉学固有之范围外，而取宋学之途径，于是孟子以来所提出之人性论复为争论之问题。其中之最有价值者如戴东原之《原善》《孟子字义疏证》、阮文达之《性命古训》等，皆由三代秦汉之说以建设其心理学及伦理学。其说之幽元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然一方复活先秦之古学，一方又加以新解释，此我国最近哲学上唯一有兴味之事，亦唯一可纪之事也”。
戴氏哲学本身存在矛盾，阮元不过全袒其说而有所增益。“二氏之意，在申三代秦汉之古义以攻击唐宋以后杂于老佛之新学。戴氏于《孟子字义疏证》外，其攻击新学尤详于《答彭进士书》。”更有趣的是，当时王国维对于戴的弟子段玉裁评论《孟子字义疏证》“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旨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旨还之陆王佛氏”击节赞叹：“诚哉此言也。”[14]这与后来王国维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中对戴著的评价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王国维早年的思想学术后来大都完全转折，但对戴震哲学的看法却似乎延续了很长时间。纪念戴震诞辰学术活动的筹备期间，1923年12月16日，胡适拜访王国维，两人交谈了一个多钟头，王国维首先对胡适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胡适表示赞同：“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15]此后胡适注意戴震弟子的著作，12月18日，“读戴东原书后，偶读焦循《雕菰楼集》，始知戴氏的哲学只有焦里堂真能懂得”。[16]次日，胡适立竿见影，写成《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一文，称：“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但他的哲学“二百年来，只有一个焦循了解得一部分”。[17]可见直到此时，王国维不仅推崇戴震的经史之学，认为由戴震开创的乾嘉之学精，对其哲学也无贬意，而且很可能赞同胡适的发扬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