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确定后，应当澄清的是两位当事人的关系。其间隐藏着破解此案的重要线索，甚至是案中有案。
王国维在世之日，可以说是令胡适最为佩服的学者。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
这时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TheWeekbyReview）正在举办读者选举“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的活动，每周公布一次结果。胡适对11月上旬的两次评选十分不满，指责举办者“不很知道中国的情形”，并代拟了一份名单，其中第一组学者3人，为章炳麟、罗振玉、王国维，而将梁启超列入影响近20年全国青年思想的第二组4人之中。《密勒氏评论报》选举，梁、章、罗各得105票、73票、4票，王国维则一票未得。但在胡适看来，“章先生的创造时代似乎已过去了，而罗、王两位先生还在努力的时代，他们两位在历史学上和考古学上的贡献，已渐渐的得世界学者的承认了”。[2]而且胡适很清楚，这种承认并非徒有虚名，1926年胡适在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听国际汉学泰斗伯希和演讲中国戏剧，知其所用材料多出于王国维的著作。[3]胡、王二人在北京时一度居处颇近，过从甚密。坊间传闻当时梁启超来访，胡适只送到房门口，王国维来则送至大门口。[4]其实胡与梁的交往比王密切得多。
胡适推崇王国维，代表了北京大学一班学者的共识。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屡托马幼渔、马衡等人礼聘王国维任文科教授，均为其婉拒。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改聘为函授导师。王勉强应承。[5]当时胡适标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而王国维“所著书，以新法驭古学，凡所论断，悉为创获”[6]，令人刮目相看。1922年8月26日，胡适在与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谈论中国学术界状况时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尽管他认为“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7]，但两天后就指出，王国维是能够兼采南北之长的最有希望之人。北大派中的后进如古史辨主将顾颉刚和郑奠等人，纷纷登门拜访，愿执弟子礼。[8]
北京大学创刊《国学季刊》，主持其事的胡适认为“不登王国维的论文就没有意思了”，结果第1期同时刊登王国维的论文《五代监本考》及其翻译伯希和的《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胡适并亲自为后文加上标点。据说开始王国维不同意将自己的论文刊登在横排版的杂志上，后来是敬重胡适的为人，称为今日学界最佳，碍于面子，最后才勉强妥协。[9]1924—1925年清华研究院筹备之际，胡适力荐王国维，并作为校方和王国维之间的中介，尽力调解疏通，促成其事。[10]围绕戴震评价的意见分歧，似乎并未影响两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