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顾潮：《顾颉刚年谱》，144～145页。另参顾潮：《顾颉刚先生与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87～88页。
[4]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12～13页。
[5]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386页。
[6] 1924年7月5日与履安信，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97页。
[7] 《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420号，1924年3月15日。
[8] 《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言》，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156页。
[9] 《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10]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421号，1924年3月17日；沈兼士《整理国故的几个题目》，《北京大学日刊》第1421号，1922年2月18日。
[11] 王国维1922年12月12日致函马衡，问以“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法德各国学之甚善，惟须择史学有根柢者乃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议，亦与古物学大有关系也”。（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336页）而1920年10月制定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画书》已主张选派“深于国学”或“国学优长”的教授学生赴海外留学，归而任整理之职（《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
[12] 顾潮：《顾颉刚年谱》，152页。
[13] 胡适称傅斯年既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遗著〉序》，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75页），实则治学的上佳资质不及其事功的显赫。严耕望即认为傅斯年和顾颉刚“对于近代史学倡导之功甚伟；惟精力瘁于领导，本人述作不免相应较弱”（《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序言，2页）。
[14] 1934年5月8日《傅斯年致蒋梦麟》，《胡适来往书信集》下册，531页。
[15] 顾颉刚：《发刊词》，《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期，1927年11月1日。
[16]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391页。
[17]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33～34页。
[18]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