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傅斯年“史学革命”的效果仍是客观实在，毋庸置疑的，只是成功的原因不一定是理念的新颖或旗帜的特色。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进程中，傅斯年的学术贡献远不及他的事功[13]，史语所的突出成就恰是其史学革命胜利的象征，并且多多少少放大了傅斯年学术理念的作用。其实，《旨趣》的极端和片面，虽然不能割断史语所与北大国学门到中大语史所积极方面的精神联系，却有助于避免近代中国学术界既有代与派的人事纠葛，以及相应存在的旧学惯性牵制的负面作用，从而堂而皇之地组织起“元和新脚”的整齐阵容，迅速而有序地落实以往长期坐而言却不能起而行的学术主张，不必如顾颉刚所说等待十年以后。1934年北京大学文学院欲引进梁实秋，傅斯年“疑其学行皆无所底，未能训练青年”，主张“此时办学校，似应找新才，不应多注意浮华得名之士”，强调注重实学。[14]找新才重实学开新路，正是傅斯年成功组织史语所的秘诀之一。
从北京大学国学门到厦门大学国学院再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学术主张的精神与史语所一脉相通，但具体落实起来却进展缓慢。如对古史研究至关重要的考古学，明知实地发掘较器物征集重要得多，却迟迟不能付诸实施；语言学亦如此，方言调查没有深入原来区域，主要利用现有人员异地进行方音记录，或让各地会员收集有关资料；民俗研究同样离开田野调查，以征集各种风俗实物和资料的形式进行，距离人类学的研究相当遥远。直到史语所成立前夕，中山大学语史所才开始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结果理念上确已逃出传统恶习的范围之外，实际上还在既有学术的框缚之中。不要说与欧美的学者比较，远远没有走上他们心目中现代学术的正轨，“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的水平线上”[15]，甚至不及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努力程度。在东方学、考古学和语言学方面，陈寅恪、李济、赵元任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学术的行列。如果说政局动**和官方压制是北大派面临困境的客观原因，那么主观因素就是缺少真正受过新学科专门训练的学者，不能恰当地运用有关方法处理问题，同时原有的学术训练还会对其投入新领域起到牵制作用，使之难以义无反顾地全力以赴。
傅斯年对史语所的人选坚决贯彻“找新才”和舍弃“浮华得名之士”的原则，他虽然吸收了18位北大国学门出身的学人加盟，占草创期研究人员的一半以上[16]，但成名的前辈多为特约或兼任研究人员，专任者主要是毕业研究生，只有个别人如刘复，属于志同道合者。而傅斯年真正倚重的还是清华研究院的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再加上陈垣，由他们担任各方面的负责人。长期掌管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的马衡，一直有心于实地发掘，主动要求加入史语所考古组，而为傅斯年断然婉拒。[17]由于观念一致，又没有人事矛盾的纠葛，加以傅斯年的过人办事精力和善于打通各方关系，争取到必须的支持和条件，准确选择主攻方向，而外部环境也渐趋稳定，使得史语所的计划落到实处，各种前人长期议而未行的新学术领域迅速开辟，并且很快取得明显成效，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为中国争取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的目标开始得到实现。从集团研究已成大势所趋的角度看，傅斯年的事功正是中国学术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连前此较有成就的李济也承认，若非傅斯年的提倡，其考古工作也许就会中断。[18]
[1] 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128～130页，济南，齐鲁书社，1995。
[2] 吴相湘便将《旨趣》和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并列为“奠定中国现代历史学之两大柱石”。（《傅斯年学行并茂》，《傅斯年印象》，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