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人提倡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影响史学，主要包括两类，其一，自然科学的各学科辅助史学的发展完善，一方面，自然科学家研究各相关专史，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可大幅度提高该领域的科学程度；另一方面，史学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科学的进步，如考古学便涉及地质、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其二，按照自然科学的态度、方法研究史学，使之达到相同或相近的科学程度。前者不仅北大国学门早已实行，计划中的东南大学国学院也表示认同。[7]至于后者，则虽然多数人同意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但认为文史之学与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仍然有所分别，主张以相同方法对待并且达到相同科学程度者并不多见。而在这方面，顾颉刚与傅斯年的旨趣至少是相互沟通的。
不仅如此，傅斯年亲撰的《旨趣》，精神与北京大学国学门也大抵相通。国学门的“国学”以文字为范围，是为了打破学科界限[8]，所以《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略例》规定：“本季刊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言语学、比较言语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与以相当之地位。”[9]《国学季刊》很早就发表伯希和、钢和泰、高本汉等人关于语言学与史学关系的著述，国学门也将日语和同在中国境内同属印支语系的西藏、苗夷以及境外的暹罗、安南等语，列入调查研究或提倡的范围。[10]为此，王国维、陈垣、沈兼士等人积极推动派遣教授学生到欧美学习语言文史之学。[11]而顾颉刚求知不求致用的目的之一，便是不为现实的社会所拘束，研究的范围可以愈放愈大，发现的真理也愈积愈多，可以不断扩大运用史料的范围。
顾颉刚后来补记他与傅斯年关于史语所规划的争议之一，是普及与专精的先后次序，然而比较当时的资料，顾颉刚固然不赞成只限于十几个书院的学究的规模，“希望得到许多真实的同志而相互观摩，并间接给研究别的科学的人以工作的观感，使得将来可以实现一个提携并进的境界”，但也“不希望把国学普及给一班民众”。[12]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的见解不同，而与傅斯年的主张一致。何况傅斯年也计划将集众的工作及附带的计划随时布白，“希望社会上欣赏这些问题，并同情这样工作的人多多加以助力”！《旨趣》虽由傅斯年执笔，在个别问题上认识不尽相同，仍然代表三位筹备员的共识，学术观念的大端不能不保持一致。正因为这样，傅斯年才会坚持让顾颉刚加盟史语所。
从1929年2月顾颉刚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6集（实为周刊合订本）所撰《序》文看，他仍然认为“专门的学问是不必普及的”，但要争取“一般人的最小限度的谅解”，其与傅斯年的分歧，应是文章开头详细解释的目前“不是正式的研究工作，而是工作的预备和研究的运动”，要费十年力量“造成若干可以研究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少壮学者”，“使得若干年之后有若干的专门家向着这方面做正式的研究工作”。因此现在主要是搜集材料，提出问题，成果难免幼稚，不要求全责备。这显然是对傅斯年认为大学出书应是积年研究的结果，及其批评《民俗学会丛书》无聊浅薄的回应。除此之外，两人宗旨的正负两面大同小异甚至基本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