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胜指称属于傅斯年专利的，除了将语言历史学提为纲领外，其余几项在顾颉刚以往的学术活动中不仅并非毫无踪影可寻，而且可以说基本意思顾颉刚均已不同程度地表述过，甚至遣词造句也常常类似。如治学态度不求功利，不讲应用，研究史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以及承受现代治学方法等，恰是顾颉刚的一贯主张。早在1924年6月，顾颉刚就指出“整理国故与保存国粹的大别，乃是一个是求知的态度，一个是实用的态度”。[6]1926年1月1日，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撰写长文《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所表达的思想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一脉相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后者就是前者的凝缩。
该文的主要目的，正是要辨明“求知”与“应用”是两条不同的大路，着眼于求知，学术则极深邃，着眼于应用，学术就很浅近。“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我们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实，绝不是要把研究的结果送与社会应用”，“我们得到的结果也许可以致用，但这是我们的意外的收获，而不是我们研究时的目的”。“这种的斟酌取择原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从前的学者不注重事实，单注重书本，其学问在时代、阶级应用等方面受限制，最容易上古人的当，是因为“态度不求真而单注重应用，所以造成了抑没理性的社会，二千余年来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现在研究学问，应当一切从事实下手，更把事实作为研究的归结，我们不信有可以做我们的准绳的书本，我们只信有可以从我们的努力研究而明白知道的事实”。这也就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所说：“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伏于前人的权威之下。”
基于“科学的基础是建筑于事实上而不是建筑于应用上的”，顾颉刚反驳有人认为应当研究科学，不应当研究国学的责难，认为“所谓科学，并不在它的本质而在它的方法，它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是无所不包的，上自星辰，下至河海，变幻如人心，污秽如屎尿，没有不可加以科学的研究”。而国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没有高下的分别，研究历史与研究人类学、地质学、天文学一样，没有新旧之分，“只要你能在材料中找出真实的事实来，这便是科学上的成绩”。“若说科学家仅仅能研究自然，研究工艺，而不能研究社会，研究历史，那么，科学的领域未免太小了，科学的伎俩未免太低了，这人的眼光也未免太狭隘了。”同时，历史科学的发展，与其他学科相辅相成，当各种科学都发达，中国的各科材料都有人研究，就可放弃模糊不清的“国学”，而纯粹研究中国历史或东方历史。
换一角度，这些话的意思正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所说“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以及“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与傅斯年所宣称“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精神上并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