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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国先被日本侵占，法国继遭纳粹德国奴役，陈垣与伯希和都经历了战争和沦陷的厄运。好不容易熬到战争结束，伯希和即因身患癌症于1945年10月与世长辞。[12]1945年11月2日，历经劫难、身心交瘁的陈垣“阅报知伯希和先生已作古，更为之怅然”[13]。致函傅斯年，以述哀思。五天后，复接方豪来函，言及“今春马伯乐逝世集中营，晚曾为文悼念，伯希和之丧，乃以其著述之富，竟有不能执笔志哀之感”。陈垣复函没有直接回应伯希和逝世一事，却借来函所提及的鲁实先1944年发表于《复旦学报》创刊号的《陈氏中西回史日历冬至订误》一文，说了一段令人神伤气沮的话：

垣老矣！恐不复能有所造述，关于天主教史及《日历》等，皆二三十年前所致力，此调不弹久矣。今得诸君子之接力，岂不甚善！[14]

据说从1946年至1948年，“三年内他一篇文章都没写过，为了应付报刊的约稿，只发表过一些旧稿短文。这些短文大都是1942年写成尚未出版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的部分篇章。还有讲授‘史源学实习’课时给学生写的习作范文”。[15]陈垣一生治学勤奋，成果甚丰，即便沦陷期间，仍著述不辍，战后反而搁笔，个中原因，当不仅仅在于政治一面。

今人理解陈垣的学术思想变化，多依据其1943年11月24日致方豪函，其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揣摩其意，陈垣不过适应风气变化而转移，并非其史学思想的改变。所以他接着写道：“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16]对于沦陷期间应时势而作的著述，虽为报国之道，从学术角度看陈垣本人并不甚满意。1946年3月6日，分别十年的杨树达来函询问：“不知近日著书又增益多少？”陈垣答称：“询近年拙著，惟有惭愧而已。国难中曾著宗教三书：……皆外蒙考据宗教史之皮而提倡民族不屈之精神者也。从今日视之，殆如梦呓耳！”[17]陈垣矢志不渝的学术志向，应仍在与东西洋中国学者争夺汉学研究的中心地位，战时的报国之作，似不足以担此重任，“动国际而垂久远”。[18]而战争令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学术友人的异国同好过早谢世，那种失落怅惘正如武林高手痛惜英雄！尽管有人称陈垣为“中国之桑原”[19]，其心目中的天下英雄唯使君，域外恐怕非伯希和莫属。由此看来，陈垣搁笔，与失去伯希和这样的竞争对手不无关系。

[1] 刘铭恕：《书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后》，《北平晨报·思辨》1936年第40期。

[2] ［法］伯希和：《福建摩尼教遗迹》，《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9编，126页。

[3]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163～167页。据樊守执说，龚易图于光绪十九年（1893）已经身故。另据伯希和《说郛考》，他在龚易图处还看到澹生堂钞本《百夷传》和《九夷古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6卷第6号，1932年11、12月）。此事伯氏当闻诸龚的后人。

[4] 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154页。

[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6] 参见［法］伯希和：P《库蛮》《元秘史旧蒙文中之一段讹误》《评王国维遗书》等文，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卷。

[7]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17～418页。